杜甫曾寫《夢李白二首》，千古名句“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出自第二首，第一首里有幾句不似這句有凌駕于時間的浩渺蒼茫之感，但因用情至深而格外動人：“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乾隆御定的《唐宋詩醇》對此批注：沉痛之音發于至情，情之至者文亦至。

看《七人樂隊》時想到杜甫的詩，并不是因為這部拼盤電影的藝術成就達到多么驚人的程度。這只是一群老友群體作業的即興小品，杜琪峰導演召集洪金寶、許鞍華、譚家明、袁和平、徐克和林嶺東，湊在一起拍香港自1950至當下的歲歲年年，他們以十年為題，抽簽決定各自要拍的年代，用已經退出電影工業的膠片召喚逝去的時光。制作經費和拍攝時間的預算都是有限的，并且這雙重的限制直白地暴露在成片里。即便是這樣，這些導演對記憶里的香港、對父輩的燃情歲月或自己的童年往事，傾注了動真格的感情，情至而后意達，是感情，而非修辭，決定了作品的能量。恰似顧隨品評詩歌高下時斷言：第一須情感真切。這個評審標準看似任性偏激，又總是讓人不得不服氣。

已經很少有新電影用膠片拍攝了，以及，在很多老電影完成4K修復以后，在電影院里不容易看到大銀幕上帶著磨砂般顆粒感的畫面。膠片，及其特有的畫質，本身成為了時間不可磨滅的痕跡。《七人樂隊》傾訴的，也是時間在諸多個體的生命體驗以及香港這座城市隱秘角落里落下的印痕。因為膠片的影像，這電影帶著舊的痕跡。七個導演都是功成名就的華語電影舊人，他們回望遠離此刻的舊時光，鏡頭所見，皆不在目前。

然而《七人樂隊》并不至于沉溺在感傷的鄉愁中，淪為小世界里的自哀自憐。林嶺東在2018年猝逝，享年63歲。剩下六人，最年長的袁和平77歲，最年輕的杜琪峰67歲，平均年齡超過70歲。杜琪峰攢的這個局，讓人想起前些年金士杰帶著蘭陵劇坊的故人重排《演員實驗教室》，他們在劇場里做到的，導演們用電影的方式在銀幕上也實現了。《七人樂隊》未嘗不是導演版的《實驗教室》，他們在奮斗了一生的職業現場——片場，在紀實與虛構，在戲仿和自嘲之間，整理創作經驗和生命體驗，微言大義，交付于十來分鐘的短片。

洪金寶拍1950年代的《練功》，武館天臺，夏練三伏，孩子們難抵天性憊懶，挖空心思敷衍師傅，小聰明耍多了難免暴露……這個短片奇異地調和了因陋就簡的湊合技法和滔滔汩汩的情感流量。2018年復排的《演員實驗教室》里有一個段落，年輕的女兒扮演了尚未老去但含辛茹苦的母親。《練功》異曲同工，洪金寶讓兒子洪天明扮演他年少時懼怕的師傅，兩代三代人的血脈牽連締結時間的回環，人事有代謝，固然傷感“逝者如斯夫”，但代際之間的打量和映射，又能超越衰老，超越生命的限度。

許鞍華拍《校長》，洗凈鉛華，1960年代窮街陋巷里天臺學堂的教學日常，萬家燈火的市井里人情往來，中下層小民之間的友愛和扶持，這些是觀眾熟知的許鞍華電影里的氣息。這種被煙火氣熏染的生活百種況味，細微且具體，充盈著《天水圍的日與夜》《天水圍的夜與霧》《桃姐》，以及更早的《去日苦多》和《千言萬語》，香港的市井脈搏成為許鞍華電影里生動的節奏。她早早地離開了故鄉鞍山，終于把他鄉當故鄉。她75歲了，不屑于為賦新詞強說愁。短短十幾分鐘，她不受千言萬語的壓力脅迫，放棄了敘事，卻偶得了時間饋贈她的詩。未必是創作照亮回憶，很可能正相反，回憶照亮了創作，一旦情感開閘，正是，未有情深而語不佳者。“……曇花一現，松柏長青，菊傲霜枝，每樣生命有自己的軌跡。它們來這世間走過各自的一生，無所謂‘現’或‘不現’。”短片里校長在暮年時給老友信中的這段抒懷，是這些年香港電影里罕見的深情克制的說白，許鞍華借校長的角色作出這番表達，明面說教書育人，個體生長，其實，說的不止于學堂里的事。這里有蘇軾形容的文章境界：萬斛泉源，隨物賦形，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可不止。

洪金寶的《練功》，小學徒已是大師傅，那些在汗水中學會堅忍的孩子是漫長時光里逐漸模糊的淡影。許鞍華的《校長》，朋輩成新鬼，活下來的人，也到了風燭殘年。袁和平的《回歸》，爺爺是廉頗老矣的武術冠軍，他釋然地退到大時代舞臺的側幕，安之若素地退出時間奔涌向前的潮流。譚家明的《別夜》，男孩去姑娘的舊居與她告別，粉色墻面上貼著《呼嘯山莊》的海報，這個細節和短片里反復出現的《夜鶯頌》是悲傷的隱喻，也是鬼魅一樣的復調——《呼嘯山莊》故事一開始，凱瑟琳已經死了，結尾時，希茨克利夫也死了，他們成了荒原上相伴的鬼魂;《夜鶯頌》是璀璨的哀歌，始于“我要一飲而悄然離開塵寰，和你同去幽暗的林中”，終于“這是幻覺，還是夢寐?”《別夜》這短暫的詩篇，是以年輕生命為籌碼的告別。林嶺東的《迷路》，那位性情剛強的父親，急于看清劇變以后的世界，卻沒來得及在重塑后的新世界里找到自己應抵的位置，在車禍猝然攫去他生命之前，他早已是被困在一段時光里囚徒。徐克的《深度對話》，是偽裝成鬧劇的剖白，在消除了時間感的地方，導演到底是譫妄的病人，還是制造群體譫妄的人?這些短片里的主角，是老去的人，逝去的人，記憶里的人，以及最極端的，是懸浮在“日常”之外的人。

杜琪峰是例外的，他在《遍地黃金》里講述生活在此刻的年輕人。《遍地黃金》是言簡意賅版的《奪命金》，或者說，《遍地黃金》《奪命金》連帶杜琪峰那些“暴力美學”“幫派情分”的電影，都指向對于香港而言在地感格外強烈的主題：人在金錢關系里狼奔豕突。《遍地黃金》里的三個家境拮據的年輕打工人渴望投資/投機換取一點經濟自由，可是他們錯過了互聯網風口，錯過了抄底香港房價，終于下定決心進入股市一搏時，犯了個低級錯誤，誤把茶餐廳的簡餐代號當作了要買的股票代號。這是杜琪峰熟悉的類型敘事和原型人物，他大半生的職業生涯里講過若干次類似的“反傳奇”，他的黑色幽默甚至被評價“癲狂過火”。誰能想到《遍地黃金》峰回路轉，那個看起來要讓三個主角賠光積蓄的低級錯誤，意外地為他們掙來一點“錢途”，他們艱辛揾食時有了一點盼頭。這樣的小團圓是導演機械降神的意志，杜琪峰的任性一如往常，但他對這些虛構的年輕人的溫柔，又是不同往常的。即便性情暴烈如他，也在流水淙淙的時光里，逐漸成為心軟的老年人。

這些奔七奔八的老導演們，重聚在一起拍了一部青春片，《七人樂隊》是不同年代里的青春變奏。回望時，鄉愁難免，畢竟，用膠片拍電影，這個行為本身就帶著悵惘的意味。但這七段青春變奏，并不是哀怨的。他們經歷了香港和香港電影的起伏，時間把這些人變成了皈依者，成為一群堅忍且平衡的前輩。換言之，《七人樂隊》是有故事的人終將與時間達成和解。(柳青)

關鍵詞： 七人樂隊 不同年代里的青春變奏 有故事的人們終將與時間和解 自哀自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