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撰稿人 | 云起君

像愛電影一樣愛健身。

(資料圖)

當地時間11月12日，一位老人在戴高樂機場，因為心臟病突發倒在地上。

這位名叫梅赫蘭·卡里米·納塞里（Mehran Karimi Nasseri）的男性，在機場的候機樓逝世。

他的生命定格在了76歲，其顛沛流離的一生，終于走到了“終點站”。

除了這個拗口的本名之外，他還有一個更鮮為人知的傳奇身份——電影《幸福終點站》里，由 湯姆·漢克斯所飾演的維克多·納沃斯基的原型。

《幸福終點站》

今天，時光君帶大家重溫這部時光評分8.2分的經典老片——《幸福終點站》。

一個難以定義的傳奇

梅赫蘭·卡里米·納塞里，最為著名的人生事跡就是在法國的戴高樂機場生活了半生。但圍繞在他身邊的“爭議”，卻一言難盡。

納塞里喜歡讓別人稱呼自己為阿爾弗雷德，他說自己1954年出生在伊朗，又說自己不是伊朗人；有時候他說母親是個瑞典人，有時候母親又變成了蘇格蘭人。

1972年，父親去世之后，他被家人掃地出門。一年后，他前往英國念大學，1974年回到伊朗，參與了政治示威集會。

三年后，因為這次示威活動，他被伊朗政府驅逐出境。走投無路的他，向幾乎歐洲所有國家申請政治庇護。

最終，比利時給了他難民身份。他自述母親是英格蘭人，因此他決定去英國定居。

1988年，他從戴高樂機場轉機去英國途中，丟了自己的包，包里是難民簽證。

即便如此，他還是想辦法上了去倫敦的飛機。可到了倫敦，他就立即被英國警方遣返。落地戴高樂機場，他又因為沒有護照而被捕。

吊詭的事情發生了，登機前，他是合法難民；遣返后，他亦不是非法入境，警察在盤問了他幾句之后，又將其釋放。

從此，納塞里被卡在了系統的縫隙里，只能住在戴高樂機場。

最初的幾年時間里，他的吃穿用度都是路人和機場的工作人員提供的。他每天在候機區睡覺，在公共衛生間盥洗。

漸漸的，納塞里出了名，越來越多的人慕名而來，聽他說自己的故事，并給他一筆小費。

2003年， 斯皮爾伯格帶著自己的編劇來到這里，用25萬美元買下了這個故事的版權。 后來這個故事被拍成了《幸福終點站》。

其實，納塞里并不是沒有機會離開機場。

1995年，比利時同意他回國，但他“必須生活在監督之下，并且不能離開比利時”，這被納塞里拒絕了。

幾年后，法國和比利時也允諾給他提供居住權，但納塞里始終認為，自己的目的地是倫敦，又一次拒絕離開機場。

2006年，在戴高樂機場生活了18年之后，他因為健康問題而被送往醫療機構治療，這是他首次離開機場。

隨后的十幾年時間里，他輾轉生活在醫院、療養院和巴黎的人道機構里。

幾周前，他從定居點逃出，又回到了戴高樂機場，并在這里度過了人生最后的時光

——或許，在他的心里， 戴高樂機場，才是他真正的“終點站”。

好萊塢式的改編

雖然納塞里本人的故事，沾有一絲魔幻并沾染上了政治色彩，但好萊塢的編劇卻并不想將此特色發揚光大。

他們借用了納塞里的故事框架，完全重造了整個故事的生態。

在《幸福終點站》中，漢克斯所扮演的維克多，因為自己的祖國發生了政變，而不得不滯留在機場中。

一開始，他笨手笨腳，不斷遭受現實的打擊。但很快，他自學了英語，和機場的工作人員打成一片，并以一種開放熱情的包容態度，應對這里的一切。

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構建了一個東歐小人物，在美國的機場里成長為美式英雄的故事。

尤其是維克多幫助俄羅斯的公民，用“公羊藥”逃避美國海關扣押的情節，更是將個人反抗體制、沖破權勢的勇敢、善良，烘托得無以復加。

在故事里，維克多首先用自己的勤奮、肯干解決了溫飽問題；再用自己的正直、誠懇等等品質，在陌生的環境里，樹立起了良好的自我形象。

最終， 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贏得了幾乎所有人的喜愛。

他改變了機場工作人員的固有觀念，當他要離開機場，踏入紐約的時刻，機場里的所有人，都為他的踐行送上了祝福。

可以說，維克多在這里，通過與他人的相處，實現了自己的社會價值也實現了自己的美國夢。

在電影的表現中，維克多從未蓬頭垢面，也從沒有衣不遮體。

他隨時隨地保持整潔和體面。為了和心愛的空姐約會，他甚至攢錢買了一套西裝。

在現實中，納塞里在戴高樂機場，也活得非常有尊嚴。

他不是流浪漢，更不是無業游民；他也從未依靠賣慘來搖尾乞憐。

納塞里每天都會在衛生間整理自己的儀表，會把洗好的衣服放在手提箱上晾干；他時常去機場的餐廳吃飯，還會給餐廳的服務員小費以示感謝。

在影片中，最大的反派是史坦利·圖齊所飾演的弗蘭科。

他的“使壞”僅限于他不希望維克多破壞自己的機場，更不希望他成為自己升職道路上的絆腳石。

究其實質，他并不是標準意義上的“壞蛋”，只是一個利己的教條的可憐蟲。

因此， 整部影片的呈現，十分符合好萊塢的標準審美。

一個外來人，在半踏入美利堅的“灰色地帶”，經過了一系列的改造，習得了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實際上，這就是《獨立宣言》中賦予眾人不可剝奪的權利。在一個更大的角度上，這是好萊塢交給觀眾的一種價值觀念。

而灌輸這種價值觀念，也即是好萊塢改編的精髓。

當年的政治正確？

左手是納塞里在航站樓里逼仄的半生；右手是維克多浪漫的輕喜劇。

制造這種撕裂感的，并不是導演對于原型人物的“精神剝削”，而是電影這種藝術形式的要務之一： 完成敘事主體。

需要完成敘事，就一定需要配合與人物。

為此，編劇設計了性格迥然的各色機場人員，他們無一例外都是美國的少數族裔——潛逃的印度移民，對愛情怯懦的拉美小哥、黑人行李員等等。

唯一的白人男性，是反派弗蘭科。

片中的女主角，凱瑟琳·澤塔-瓊斯所飾演的空姐，她希望得到愛情，又優柔寡斷，裹足不前。

唯一身材正常、情商正常、價值觀正常的，是一個無法踏足美國的外來人。

在群像上，編劇告訴觀眾，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在政治理念上，故事表明，美國是一個開放自由的國家。

在軟實力的展示上，“外來人”費盡心思想得到的，不過是一份工作、三餐和居所；以及一個薩克斯手的簽名——對美國人來說，這唾手可得。

這樣的人物設定和故事框架，其實早早就埋下了政治正確和政治不正確的伏筆。

只是，正確與否，并不一成不變，總是與時俱進的。

畢竟電影不變，但影評總是在變。

具體到《幸福終點站》的個例上，影片展示了美國強大的一面，也表露出了溫情又無傷大雅的自嘲。

這與現階段無情揭露社會陰暗面的主流影片，似乎大相徑庭。

該片創作于2003年，上映于2004年，距離911事件已經過去了兩年時間。

在這個時間段里，機場已經成為了一個“不安全”的地方， 如何用電影宣傳航空業力挽頹勢于狂瀾，將機場塑造成“烏托邦”，也是一種政治上的正確。

因此，這并非電影在粉飾太平，而是電影的首要目的，是完成主題敘事。

因此，我們無需忿忿不平于編劇沒有深挖納塞里的精神世界，畢竟在2004年的好萊塢，研究難民的過往和認知問題，并不是時代的主旋律。

我們無需批評好萊塢的鶯歌燕舞，畢竟在2004年，對于機場這一特定場所的歌頌和贊美，是時代的要求。

我們更無需批評斯皮爾伯格，沒有能展現出自己對于難民的體恤，對于社會道義的追尋，就像他在《辛德勒》里表現的那樣。

畢竟，他只是在納塞里的故事里，發現了敘事和類型片的可能性。

他只是在故事的角度上，完成了劇本的敘事任務而已。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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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幸福終點站 工作人員 這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