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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今年戛納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擊敗湯唯（《分手的決心》）、瑪麗昂·歌迪亞（《姐弟》）等大熱選手，奪下最佳女演員獎的女性題材罪案片《圣蛛》，釋出了資源，隨即成為電影大V們熱議的對象。
影片由伊朗裔丹麥籍導演阿里·阿巴西執導，改編自2000年發生在伊朗宗教圣城馬什哈德的真實案件，在那里，出現了一個神秘連環殺手，他以凈化城市、清洗街頭罪惡為名，連續殘害了16名妓女，被稱為“蜘蛛殺手”。
【資料圖】
影片女主角、新晉戛納影后扎拉·阿米爾·阿布拉希米飾演了一名心懷正義的伊朗女記者，她假扮妓女、深入虎穴、揪出了兇手，但在法律審判來臨前，卻發現整個社會開始奉“蜘蛛殺手”為英雄，這使得她追尋正義的機會變得渺茫……
結合題材和時局，這部聚焦連環謀殺案的影片可謂罕見又應景。
《圣蛛》所描述的惡性社會案件無疑突破了伊朗當局的電影審查底線。
導演起初計劃在伊朗拍攝，也做好了被當局刪減的準備，但刪減版劇本送審一年卻沒等來官方的任何回應。自知已被伊朗官方軟性拒絕，這部由歐洲四國（丹麥、德國、瑞典、法國）聯合制作的“伊朗兇殺故事”，遂在約旦開始了拍攝。
而且，影片主打犯罪暴力和兇險解謎的類型化屬性，與外國觀眾印象中文藝、抒情化的“伊朗風格”背道而馳。
它無關大師阿巴斯式的鄉土詩意和影像哲理（《生生長流》《特寫》），也不是法哈蒂以小見大、抽絲破繭的社會派透析（《一次別離》《推銷員》），更沒有馬基德鏡頭里催人淚下的弱者溫情（兒童題材如《小鞋子》《天堂的顏色》）。“伊朗電影有太多隱喻，比如風中的花瓣，但我認為電影是一記耳光”，表明了導演不跟從，且試圖突破的態度。
影片開場就是妓女大尺度但“怪異”的裸露鏡頭（頭上包著黑頭巾卻露著上身），兇手買春的性場面過后就是無遮掩的謀殺......暴力、色情、兇殘聯合貧窮、毒品、罪孽在這座“圣城”橫行，伊朗無序又絕望的底層世界就這樣暴露在銀幕上，觀者很難不產生文化印象和視覺上的震驚。
即便此類“骯臟”的連環兇殺案，放到變態殺手成堆的西方電影里并算不上什么。
影片攜帶的“震驚”和“突破”與伊朗的社會文化語境緊密關聯，它的“應景”也無比恰巧地呼應了伊朗國內當前焦灼、激烈的婦女抗議運動。
今年9月，伊朗一名年輕女子因頭巾（hijab）“戴得太松”，涉嫌違反頭巾法被當地道德警察（特有警種，主要任務為監督民眾執行本國的著裝規范，該規范要求女性戴頭巾遮住頭發并穿寬松的衣服）拘留，并疑似遭到暴力審訊而意外死亡。
她的死亡成為伊朗爆發全國性示威、抗議的導火索。從伊朗婦女集體焚燒頭巾，到世界杯上伊朗隊不唱國歌，再到“取消道德警察”的假新聞風波，伊朗女性的生存處境也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
以“女性”、“暴力”、“反抗”為關鍵詞的《圣蛛》，正中輿情、社運的紅心。在片中扮演追兇女記者的扎拉·阿米爾·阿布拉希米，也用真實的身世經歷，為角色和影片增添了一抹濃重的反抗色彩，可謂人戲呼應——
16年前，因前男友外泄隱私視頻，她從伊朗當紅的女明星，跌落成污點藝人。身為受害者，她卻要承受來自家族和公眾的雙重譴責，并面臨鞭刑與牢獄之災。為了拒絕這種不公正待遇，她出走本土、流亡法國，并在歐洲繼續拍攝討論女性處境的影片，最終憑借《圣蛛》榮膺戛納影后。
戛納得獎后，這部“政治無比正確”的影片也毫無疑問地被選為丹麥明年的“沖奧片”，不少業內人士甚至都預言它將無條件直通到“最佳國際影片”的最終決選環節。盡管伊朗文化部曾公開發公文譴責，有的極端組織一度對主創發出死亡追殺令。
但“罕見、應景與大義凜然”，并不代表這就是一部無可置疑的神級佳作。
實際上，自戛納亮相以來，影片就落入了兩極化的口碑爭議。“社會價值大過藝術價值”，戛納授獎的政治聲援意義大過主創們的藝術成就，更是不少觀眾心照不宣的共識。
網友評價
光是戛納評審團授予的最佳女主角獎，就存在一定爭議——
影片并非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大女主戲”，而是男殺手行兇和女記者調查雙線并行的對壘斗法。
中后段人物刻畫的側重點，甚至拐到了男殺手身上，而非挺身而出的女記者和女性受害群體，有明顯的方向偏差。
這也指出了片子最令人遺憾的缺陷：
有一個深度、噱頭兩不缺的極佳社會罪案題材，但主創卻無法在犯罪類型片的基礎上，繼續升華出嚴肅、深刻的社會分析內涵，只能按照最基本的類型要求，呈現一種駭人的邪惡，描繪一種令人恐懼的暴力，速寫一些大家都知道的體系性不公和文化歧視，實現感官上的刺激，完成常識意義上的“國情普及”。
也難怪“社會價值大過藝術成就了”。
從影片聳動的故事簡介，很容易讓觀眾想起一些經典的連環殺手片，比如《七宗罪》，比如《殺人回憶》。
女記者的角色，是該類型的標配，類似私家偵探或慣于自主行事的警察，往往能以最敏銳的雙眼和稀缺的耐心與勇氣，引導著觀眾發現真相的人物，在一個搖搖欲墜的世界里，肩負最珍貴的信仰和希望。
到了《圣蛛》，這個角色繼續充當眼睛、大腦和良心，引出了一些社會觀察內容，比如很多妓女因吸毒、貧窮等系統性的社會弊病落入該行當。宗教傳統與現行的父權社會體制聯手助長厭女觀念。
比如，大街上一位平平無奇的出租車司機會滿臉嫌惡地拒載妓女，只因覺得她“臟”。
城內連續出現好幾樁妓女謀殺案，早就該啟動調查的轄區警察卻無動于衷，而是放任“蜘蛛殺手”繼續行兇，只因他們覺得“這不重要”。
女記者試圖如實報道卻被主編叮囑別提宗教，因為“這是上面的要求”。
好不容易，兇手被捕，受害群體無人在意，兇手卻能成為媒體的寵兒，從罪犯變為“宗教明星”。而他本人屠殺女性的行為，也能被宗教教義粉飾，成為“清潔城市”的“壯舉”，并收獲一大群支持者。
從普通人的觀念到輿論引導；從宗教機構的“神隱”、“不可說”，到政府的腐敗和失職，在這些典型的細節中，觀眾可以看見社會系統對底層女性群體（尤其是妓女）的嚴重歧視和隱形殘害。
在此之外，這位女記者也背負著顯著的性別意義。
在調查過程中，她屢次遭遇警察騷擾、被路人訓斥“戴好頭巾”、被宗教領袖辱罵，“從上家報社離職是因為勾引男主編”的無根謠傳也在這座宗教圣城里擴散。
被前上司騷擾，舉報后反被開除報復；來到新城市剛開始履行本職工作、報道案件，就被扣上一頂“蕩婦”帽子……女主人公一路的調查經歷，可謂“典型”。在性別意義上，這位有一定經濟能力和學識教養的職業女性，其實也和那些妓女一樣，經受著共同的侮辱和損害，沒有例外。
但可惜但這種既觀察社會，也反諸自身的女性視角沒有一直貫徹。
對于女記者，一個在真實案件里不存在，為影片所虛構的主要人物，導演似乎興趣有限、塑造能力也有限，完成了破案的硬功能和女性地位影射的軟功能后，就沒有多少戲份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有犯罪類型噱頭的變態殺手戲碼。
影片以極大地專注，無不詳細地刻畫殺手男多次行兇的過程，以及他看似正常的家庭、社交生活。
導演這么做的想法可以理解，控訴惡魔，首先要了解惡魔是怎么變成惡魔的。通過展示殺手男的“雙重生活”，以及他令人發憷的某些行為細節，觀眾可以看到了他身上的代表性，了解到他是一個參加過圣戰的狂熱宗教分子，無法重回世俗生活，有性變態心理等等。
但說到底，這些社會、人格層面展示，也都是變態殺手電影里常見的歸因總結。占據大篇幅的暴力描繪，僅停留在“尺度驚人”、“看起來比較真實”這些感官層面上，不具備更有穿透力的省思。
而且，男女主大多數時間也都是各自為戰，你殺你的、我查我的，不說心靈觀念了，就說表面情節，也沒有什么碰撞，激發出什么懸念或危機感。單看犯罪類型完成度，其實也不算成功，只能說暴力元素確實奪人眼球。
到了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殺手男被捉拿歸案，即將迎來審判的段落，影片又一次方向急轉彎，從偵探-殺手主導的犯罪片，轉向了試圖剖析體制、文化的社會劇，開始義正辭嚴地刻畫公眾和各大機構的反應。
法律判決來臨前，兇手的妻兒依然在譴責妓女骯臟，聲稱自己的丈夫和父親無罪，并獲得不少民眾聲援。
輿論環境也維護了這種極端的厭女文化，是性別暴力的溫床。
受害者家屬則表現出典型的“受害者有罪”心態，認為自己的女兒確實有辱風化，不想把事鬧大，只想拿錢消災。
真正應該站出來回應的宗教和政府，前者選擇與這位極端分子割席，后者則完全受利益主導，只希望在大選前，法庭趕快判決平息事態，不要讓輿情影響政局。
就這樣，影片短暫回歸到了國際觀眾所熟悉的“伊朗現實主義電影”路線，匆匆勾勒了一幅簡單、刻板，但又很難說它“錯誤”的社會結構素描。觀眾很難獲得什么新知或情感震撼，看起來就是不咸不淡、不溫不火、不高不低。
雖說罪證確鑿的男殺手最終被判處了死刑，女主也在末尾露出了勝利的笑容，再度走入人群，完成影片最后的儀式，但觀眾卻很難產生真正的歡欣和“覺醒”。
女主的樂觀，就像影片的“樂觀”，接近于一種表達上的膚淺和思考上的懶惰，遠不如《殺人回憶》里，宋康昊眼神里的倉皇來得復雜和發人深省，但兩片的水準差異也不只表現在結局了。
整體來看，《圣蛛》拿獎或許是對主創們苦勞的一種肯定，另一種層面的“水”到渠成。在某種程度上，片子也和伊朗目前的局勢如出一轍——制造了一些變化，但遠未到達成功。
（文/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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