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太合麥田CEO宋柯突然宣布辭職，這其實不算太大的新聞，它的最大看點是，辭職后的宋柯打算去開一家烤鴨店。做音樂的人要開烤鴨店，這種反差效應引得很多業內人士起哄，有要開洗腳房的，有要開KTV的，有要開連鎖超市的，起哄者的意圖很明顯，無非是想嘲諷一下這個時代物質享受的得寵和精神產品的失落。

宋柯當年以推出師弟高曉松的專輯《青春無悔》而聞名，此后陸續為樸樹、汪峰、孫楠、金海心、老狼、李宇春等歌手制作過專輯。從他的合作對象可以看出，宋柯一直還是偏抒情、偏文藝的，換一種說法是，他對音樂的堅守還是有底線的，潛意識里還是與商業音樂為敵的。

流行音樂也有品位區分，這是毫無疑問的，好的流行音樂是時代的代言，是人們內心生活的呈現，差的流行音樂是嘩眾取寵的噪音，是迎合浮躁心境的次品。但是，至少這七八年來，很差的流行音樂在占領著市場，這直接導致了宋柯辭職賣烤鴨，也讓其他想通過做好音樂賺錢的音樂人，感覺到巨大的生存壓力。

在音樂界一片哀鳴聲中，以宋柯的“唱片已死”最有代表性，這句話說得太狠太決絕太悲壯了，以致產生了一定的誤導性，被一些人誤解成“音樂已死”。音樂怎么會死呢?如同文學不會死一樣，音樂與文學作為人類最依賴的兩種精神產品，哪怕人類只剩下一個人，它們也會存在。死的只是某種載體或某個形式而已。

30多年來，音樂載體經歷過3次重大變化，從磁帶到CD，從CD到MP3，以后音樂載體往何處變化，還有待觀察。在磁帶時代，音樂是被神圣化的，那會兒隨便某個歌手唱了一首流行歌，磁帶發行量都會數以百萬計。中間的CD時代其實并不長，CD在音樂載體的發展中，起到的只是過渡作用——起碼在中國是這樣。在中國，聽CD的多是小資群體。CD多出現于汽車播放器中，但受價格因素等影響，汽車播放需求無法延續CD的生命力——現在很多國產汽車都增設了USB等數字音樂接口，駕駛員們自然更樂得通過U盤聽音樂了。

數字音樂格式的多樣化，在不斷提高音樂的音質，和圖書的數字化速度一樣，音樂也在以驚人的速度朝著全面數字化的方向轉換，潮流不可逆，“唱片已死”是注定的，這一點不分中外。但在“唱片已死”之后，如何適應變化、以商業利潤來刺激創作者繼續保持創作熱情，成為很重要的事情。在這方面，一些做手機鈴聲下載的小公司，已經一夜暴富，走到了數字音樂開發的最前沿，可惜宋柯們在這方面沒能跟上形勢，運作音樂產業的思維還停留在從前，一旦真正有音樂才華的人，掌握了將藝術與商業結合的竅門，音樂將會在數字時代爆發出真正能量。

可是，要求音樂人既能創作又能做生意是無理的，這個時候需要有大量的中間公司和經紀人出現，以他們的精明與專業，讓創作者得到足夠多的回報。“唱片已死”并不表明人們對音樂的需求量在減少，相反，數字音樂的便攜性恰好更大刺激了人們對音樂的需求，把這需求轉化為財富，需要技巧、耐力和恒心，而作為整個音樂產業鏈源頭的創作人，不要被暫時的困難嚇倒，把握自己作為產業源頭的優勢，再多一點堅持，才能有大收獲。

不讓更多的宋柯去賣烤鴨、開洗腳店，其實很簡單，一個詞就可以解決，這個詞是“版權”。文學已經進入全版權運營時代，音樂也應全面跟進，把好的音樂，通過多形式、多渠道去銷售，一首單曲，最好能賣上百八十遍。多如牛毛的音樂引用終端，也會學會為版權作品付費，要么出于良心付費，要么版權保護部門強制付費，總之，音樂不能白聽，不能視創作者的勞動為無物。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為音樂勾勒出的美好藍圖瞎子都能看清楚，可惜執行起來卻很難。音樂會永生不假，但假若我們的音樂人都改行，恐怕以后充斥在我們耳邊的，只有外國音樂了。對于現狀，音樂人無力改變，有能力改變的，是我們的版權管理制度，和一位位普通消費者，現在是時候為音樂人助威打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