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劇《長安十二時辰》六月底上線以來，8.6的網絡評分在今年的國產劇里排名第一。但與此同時，該劇也遭遇了一場“審美隔離”：一部分觀眾津津樂道于其制作的精致和細節的還原，另一部分觀眾則因為其強烈的形式感而產生了排斥心理，難以入戲。

有評論者將這一現象概括為因為受眾定位過于精準而產生的排他性;而隨著電視觀眾和網絡受眾的分野，這種情況今后有可能會成為影視劇制播的常態。

——編者

《長安十二時辰》改編自網紅作家馬伯庸的同名人氣小說，又有當紅偶像明星和實力演員的加盟，可以說自帶話題品相。不過，該劇播出至今，盤桓在熱搜榜上的話題要么細數劇中的諸多美食，比如水晶柿子、水盆羊肉、三勒漿、薄荷葉，儼然將電視劇解讀成了“舌尖上的長安”;要么盤點劇中的青玉芙蓉冠、胡人捧壺鐘漏、置放于冥器店里的唐三彩，將該劇看成了大唐版的“國家寶藏”;還有的以學術的深度、普及的熱情考據著“簪子應該橫著插還是豎著插”“旅賁軍的甲胄”“女性人物的妝容與髻鬟”等學理性議題。

這樣的討論一方面帶火了該劇的話題度，但同時也讓另一些人望而生畏，出現了有熱度卻難以“出圈”的現象。

奇觀化的 “冗余”元素，提升、拓展了傳統探案題材

正如很多人所說，《長安十二時辰》在當下的國產劇中屬于讓人看得很“爽”的一類。這種“爽”表現為一種高級感，即在唐代的歷史背景下講述一個海外劇內核的故事。

原作者馬伯庸直言《長安十二時辰》的創作靈感來源于海外劇《反恐24小時》和游戲《刺客信條》：“恐怖分子”潛入長安，要借上元之夜燈樓大秀之時圖謀不軌，年輕的靖安司司丞李必不得已放出死囚張小敬，任其在林林總總的各色人物間游走，希望其以雷霆的查案手法，拯救長安城于危難之中。馬伯庸善于為歷史題材賦予緊張的節奏感，以緊湊的節奏和環環相扣的邏輯，賦予古代敘事以現代意義。其實，故事還是那個老故事，救黎民于水火、扶大廈于將傾本就是傳統公案小說中喜聞樂見的敘事慣例，在“包青天”“狄仁杰”的故事中多有呈現，但劇集節奏的加快、主角設定的下沉、布景鋪陳的變化都賦予了老故事以新含義，進而呈現出令人欣喜的新價值。

這種“爽”還表現為劇集在服裝道具、美術設計、視聽效果上追求電影的質感。為了讓觀眾身臨其境，劇組將長安打造成一個立體、真實的“歷史”空間，高度還原了唐代的吃喝用度、衣著打扮、風土人情、朝堂典制，極力以長安之景呈現大唐盛世的繁榮之象，比如開篇的長鏡頭一鏡到底，很容易讓人聯想起“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的市井生活;再比如上元節的花車游行，大唐歌手許鶴子一曲唱盡長安的快樂與虛幻，真可謂繁華絢麗、氣象萬千。

在以往版本的懸疑、探案故事中，無論是狄仁杰的“長安”還是包青天的“東京汴梁”都只是故事發生的舞臺背景，都城的空間特點、歷史特質都未曾參與到敘事走向中去，發生在都城的罪案與發生在其他地點的故事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但在《長安十二時辰》中，對長安城事無巨細的介紹與鋪陳躍居了舞臺中央，這些奇觀化的“冗余”元素提升、拓展了傳統的探案題材，使其更具有現代屬性，呈現出多元的想象與闡釋空間。

可以說，《長安十二時辰》以較高的制作水準成功開拓了古代懸疑、探案劇的新類型，劇集在多線并行的推演過程中，重塑敘事節奏、重組敘事要素，不僅使傳統的懸疑、探案故事像海外劇一樣明快、燒腦，而且極大地豐沛了傳統的敘事空間，經過此番改造，《長安十二時辰》升級了以往單線推進的破案故事，拼貼雜糅起了熔偵破、懸疑、權謀、戰爭、信仰與背叛、友誼與愛情等諸多敘事元素于一爐的長安城，以及居于其中的蕓蕓眾生。

大數據精準投射下，大眾觀看習慣與審美趣味的分歧

可以說，《長安十二時辰》所采用的敘述方式，重背景鋪陳、重人物設定、輕情節推衍、輕臺詞拿捏，暗合了視頻網站用戶的觀影習慣。他們長期以來對海外劇要素與節奏的熟稔與習慣，成為了此劇勇于變化與精準投射的“群眾基礎”。

能對觀眾口味進行如此精準的把握，離不開大數據技術的支持與深度參與。據筆者看到的資料，優酷于2017年就創建了泛內容大數據智能預測平臺“魚腦”，將網站用戶觀影數據與全網輿情分析貫穿網劇制作的全過程，如制作前的IP評估，制作中的藝人、導演評估，制作完成后的排播評估，播出過程中為用戶畫像，計算實時熱度等。在《長安十二時辰》的制作過程中，“魚腦”便已對此劇心中有數：節奏快、邏輯嚴謹，“中間斷10分鐘可能就會看不懂”，同時，經過多維度的標簽對比為導演提供了選角建議：演員雷佳音的標簽與過往角色經歷意味著他是男主人公張小敬的最佳人選。

這種基于網站用戶畫像的數據分析大獲成功，網劇一經上線就吸引到了目標用戶的持續追蹤。但與此同時，精準的大數據分析也并沒有為該劇帶來更多的受眾群體。那些傳統的懸疑、探案劇迷，那些并不熟悉海外劇節奏與模式的電視觀眾，他們反復觀看著狄仁杰、包青天的故事，對其敘事套路頭頭是道，理應成為《長安十二時辰》的新晉“粉絲”。但當筆者嘗試向其推介這部高質量的爆款網劇時，卻往往遭遇“看不懂”的回絕與尷尬。

細想之下不難發現，《長安十二時辰》的臺詞語言文白相雜，諸如“時有募兵，年俸甚多”等，若不是正襟危坐盯著字幕，還真是聽不懂也聽不清;還有多線并行推進的情節模式，線索人物眾多，切換極快，稍一分神就讓人跟不上節奏。這些看起來很高級的“元素”在吸引著目標用戶的同時，又在不經意間拒斥著傳統的、更廣泛觀眾的介入，也最終決定了擁有好口碑的《長安十二時辰》無法轉化為國民劇集、經典電視劇。

社會學家西美爾在《大都市與精神生活》中曾斷言，準時、算計、精確都是都市生活的復雜性和廣泛性所要求的，它們不僅最密切地聯系著都市生活的理性主義特征，也有助于排除那些非理性的、本能的、獨立的人類特征和沖動。而一部真正具有國民話題性的電視劇，一部可被反復觀看的經典電視劇，在精準的設定與精美的視覺效果之外，還需要那么一點非理性的、本能的、不那么嚴密的沖動，一些可供不同人想象、腦補、討論的空余。

電視劇集本是普及度極高的大眾文化消費，不過，隨著電視觀眾與網絡受眾的分野日漸清晰，以往那種一家人捧著西瓜圍坐在電視機前，父母邊吃邊聊民間斷案，奶奶“科普”著命苦的秦香蓮，孩子端坐在小板凳上，瞪著眼睛期待著龍頭鍘的出現，等著那句余韻徐歇的“張龍趙虎王朝馬漢”的情景很難再在今天的家庭中出現。以青年受眾為主體的網劇在向以大眾受眾為主體的電視劇轉化時遭遇的“次元壁”區隔，不僅是媒介跨越的壁壘，或是青年觀眾與其他觀眾的代際差異，更是在大數據精準投射下觀看習慣與審美趣味的分歧。這種趨勢會給今后的影視劇制作帶來什么樣的變化，現在還難以下判斷，只能拭目以待。

(邊遠 作者為文學博士、文藝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