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末至2020年春節，一個原本是中國文化傳統里一年當中最重要、也是最富有意味的節日，幾出極端的醫患沖突事件和之后發生的大規模傳染性肺炎疫情，再度把“醫生”這個群體推到了最受矚目的前臺。在這個氣氛前所未有地緊張和焦慮、壓抑與喧囂并存的春節里，一部名為《中國醫生》的九集紀錄片悄然播出。

《中國醫生》劇照。

名為“中國醫生”，紀錄片目光對準的便是中國大地上最普通的醫護工作者。制作團隊深入全國六家大型三甲醫院的婦產科、急診科、腫瘤科、整容燒傷科、麻醉科、手術室、ICU等科室，進行了長達一年的紀實拍攝。目前已經上線的兩集分別名為“誠摯”與“成長”。“誠摯”一集講述的是奮戰在中國死亡人數最多的心腦血管疾病領域里，兩位正當壯年的資深專家朱良付和王東進，分秒必爭、24小時待命、全年無休的高風險、高強度、高壓力的極致工作狀態背后的“怕死”與“敬畏”;“成長”一集則聚焦燒傷科徐曄和腫瘤科魏嘉兩位青年醫生，在積極利用各方資源進修學習、為病人尋求科學手段和制度救助的同時，也在實踐中逐步體味到理想主義與人性的復雜、現實的艱難之間的難以平衡。成長不僅是醫術的提升，更是不斷地提高心理承受的極限。

縱觀這部紀錄片，一方面自然地承擔了深入淺出地科普各個領域疾病救治專業知識的功能，在巡查、會診、手術、換藥、值班等的日常流程之外，另一條線索則是作為表現主體的這些“中國醫生”們在事關生死之時，每個決定和抉擇、每個舉動和舉措背后的情感涌動和人性博弈。大量細節告訴我們，在手術臺之外，一個醫生的血肉之軀所面對的甚至遠遠超過了開刀的風險本身：上一秒鐘病人家屬的懇求與善意，下一秒鐘就會因親人的離去而轉化為憤怒的投訴乃至暴力;面對無力回天的患者仍然保有的珍貴的樂觀，卻只能以過來人的經驗告訴自己“不要和病人做朋友”;希望面前，金錢永遠是阻礙治愈可能性的最大現實因素;急診手術之前，醫生不得不用手機實時錄下對家屬病情說明和親口同意的語音資料……

一次又一次的極端醫患事件讓我們看到，在當代中國現有的醫療資源和體制、社會保障體系等多重利益關系的復雜扭結之下，醫生和患者，毫無疑問是這些群體性、結構性矛盾和人性內面最直接發生碰撞的地方，是“首當其沖”。借用第二集中燒傷科醫生徐曄的話，“往往是醫術的瓶頸還沒遇到，人心的瓶頸就遇到了”。這也回應了這部紀錄片在央視首播時的名字——《醫心》。面對這樣的矛盾，醫生們向鏡頭坦言：“最難的事情是將心比心，感同身受是做不到的，我們能做的只有盡量換位思考。”

《中國醫生》劇照。

相較于近年來醫療題材影視和紀錄片創作中某些追求戲劇化、娛樂化乃至奇觀化的趨勢，《中國醫生》的制作談不上“精致”與“華麗”，甚至顯得有些“淡”——沒有復雜炫技的運鏡，沒有突然煽情的音樂，沒有刻意選取太多生離死別的關頭和重病絕癥的慘景，寥寥數語的解說詞也是點到即止，以冷靜克制的敘述話語、平實樸素的敘述姿態，在盡可能如實呈現每一個細微環節的過程中，為理解作為“職業”的“醫生”群體、理解他們的“愛”與“怕”提供一個全面的視角，從而顯示出制作團隊所秉持的現實主義態度，畢竟對于這份職業來說，那些撕心裂肺的生離死別本就是他們的日常。而這份冷靜中含有的溫情，正是在醫患矛盾頻發、醫患沖突異常尖銳的時刻，彌足珍貴的一劑鎮靜劑，也從另一個側面反襯出，正處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心的武漢醫生們，那些在科室號啕大哭的舉動后究竟有多么地不堪重負。

這種返璞歸真的敘述策略，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一種起點，是了解、尊重、理性的起點，其并不意在、似乎也不能起到揭露某種病灶之功用，而更多地是以人文主義的視角、人道主義的情懷，在現代醫療技術被神話的今天，將所謂“崇高”、“神圣”、“萬能”卻又“冷酷”、“無情”的“白衣天使”還原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拒絕渲染悲情，不做道德綁架，也不塑造全能英雄。種種不堪的醫患現實暴露出，一個世紀以前魯迅棄醫從文時所立下的“療救人心”之愿尚有漫長的實現之路，一面是現代社會所內在要求的職業精神和契約制度，一面是這個由傳統鄉土社會逐漸轉變為現代化國家進程中的人們情感結構和思維方式，首先要為醫生和患者之間建立相互理解、建立心靈溝通打開一扇窗口、架起一座橋梁，先有“將心比心”，先有理性、常識與科學態度，才能有以醫患者之疾、醫社會之心，真正做到“救人救國救世，醫人醫病醫心”。而這不也正是媒體從業人員所應盡職責之所在嗎?(王一可)

關鍵詞： 紀錄片《中國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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