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發，很多人會聯想到《釜山行》《我是傳奇》《后天》《2012》等災難片中的場景，4月9日，“人文清華云講壇”第四場開講，著名影視理論評論家、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尹鴻教授講授《向死而生：傳染病災難電影分析》。他指出，災難片其實提供了很多社會預言，比如2011年拍攝的美國電影《傳染病》，幾乎就是對這次疫情的“神預言”。尹鴻老師表示，在災難面前，人類不是世界的上帝，甚至也不是自己的上帝，必須敬畏生命，敬畏自然。

災難片給了我們一種用恐懼的經歷，去超越恐懼的美學方式和藝術方式

以表現災難為題材的電影，通常都被稱為災難片，尹鴻老師分析說，災難片有三個顯著的特點：第一，不可抗拒的巨大的破壞力量。無論這力量是來自自然、來自人為，還是來自外太空。第二，巨大的破壞性導致巨大的傷害。這種不可抗拒的破壞力，往往都會對我們的社會，對人們的生命、生存產生巨大威脅。第三，要表現人類為戰勝災難而付出的犧牲和努力。

為什么災難給人們帶來慘不忍睹的損失，但是人們還喜歡看災難片?尹鴻認為，人們喜歡看災難片，恰恰是想超越我們對災難的恐懼。“盧梭有一句話：‘人生來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實際上，人無論是在面對大自然還是人類自己時，都有許許多多無法戰勝的困境，不管這困境是來自自然界還是來自社會。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但在每個前進的步伐中、在每一個生命的成長過程當中，都會面臨許多磨難。人類偉大之處，就是不管面臨什么困難，都有一種精神去面對。海明威的著名小說《老人與海》中有一句非常經典的話：‘你可以消滅我，但是你不能打敗我’。換而言之，人有一種不敗的精神，能夠面對不可抗拒的災難。電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在面對災難時人類如何應對挑戰、如何戰勝挑戰，最后證明人性偉大的機會。”

尹鴻強調，有時候恰恰是因為我們經歷了恐懼，才能夠最后戰勝恐懼，而災難片給了我們一種用恐懼的經歷，去超越恐懼的美學方式和藝術方式。

傳染病災難片為什么頻繁出現？因為人類永遠在跟疾病做斗爭

災難片根據打破現實平衡的力量分為六大類型，分別是自然、戰爭、太空、后人類、科技，以及傳染病災難片。尹鴻老師重點講述了此時人們尤為關注的傳染病災難片。尹鴻老師列舉了他的“TOP 10”。

按照拍攝時間，分別是《卡桑德拉大橋》(1976年，英國、意大利、西德)、《極度恐慌》(1995年，美國)、《十二猴子》(1996年，美國)、《我是傳奇》(2007年，美國)、《致命拜訪》(2007年，美國、澳大利亞)、《滅頂之災》(2008年，美國、印度、法國)、《感染列島》(2009年，日本)、《傳染病》(2011年，美國)、《流感》(2013年，韓國)和《釜山行》(2016年，韓國)。

尹鴻老師表示，傳染病災難片為什么頻繁出現?因為人類永遠在跟疾病做斗爭。“有兩種東西與生俱來，它們是疾病和死亡，是任何人都擺脫不了的宿命。人類歷史上，傳染病帶來了多次毀滅性影響，包括中世紀的黑死病。即便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霍亂、天花、瘧疾這樣的傳染病仍然對人類產生巨大影響。傳染病對人類社會和人類生存有很大的威脅，它也對整個社會體系、對人性帶來巨大考驗。所以，傳染病成為社會關注的重要題材，更重要的是這個題材把人性放在了聚光燈下的舞臺上，人性的善惡、勇敢與懦弱、自私與犧牲都能在這個舞臺上被放大呈現出來。許多電影希望通過這樣一種題材，既表現我們對傳染病的認知，更表現在傳染病這樣的傷害面前人類的尊嚴、人類的偉大。這就是為什么傳染病災難片頻繁出現的重要原因。”

電影中在傳染病來源的表述上都有人類的反思

現實中，人們一直在研究傳染病的來源，甚至不乏陰謀論。在傳染病電影中，尹鴻介紹說，創作者會根據一些科學發現、對人類生活的認知，加上一些想象去表述傳染病的來源。

從他之前列舉的十部傳染病災難片中可以看出，這些電影在表現傳染病來源的時候，幾乎都與人的貪欲、爭斗有關系，“比如有的電影中傳染病來自于人對大自然的破壞，由于生態環境的破壞導致了病毒的泛濫;有的電影則是由于戰爭、國家跟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企業商業利益的需要而制造了生物細菌、生化武器。生化武器的泄漏對人類社會帶來巨大影響。無論傳染病是來自外太空、自然與生態、戰爭科技，還是來自生物科技，都跟人的貪欲、爭斗有關系。”

尹鴻認為，這些電影中，在傳染病來源的表述上都一定程度地對人類的發展進行了反思，比如韓國電影《釜山行》，表現了因生物病毒外泄引發傳染病的故事。

美國2011年的電影《傳染病》更是被網友稱作對今年新冠疫情的“神預言”，影片講述了一種新型致命病毒在幾天之內席卷全球的故事。貝絲從香港出差回明尼阿波利斯的家后突發疾病死亡，丈夫托馬斯協助Dr. Erin Mears 調查真相。

這部影片不僅表現了因人類砍伐破壞蝙蝠棲息地，從而引發病毒傳播的傳染鏈條，也展現了利益方為掩蓋真相而引發慘痛代價、拿自己做疫苗試驗冒險救眾人的女醫生的故事。尹鴻說：“《傳染病》中對傳染病來源的表述，和世界上的科學發現之間有更強的關聯性，更接近于人們在長期生活當中的感受。”

災難在災難片中有巨大性、公共性和全球性三個特點

傳染病災難電影不僅表現傳染病來自于人的貪欲、爭斗和人對大自然認知的不充分，還會花更多篇幅表現傳染病帶給人類的巨大傷害。

“傳染病帶來的影響和災難是不可逆轉的，人類沒有辦法克服它，所以這種傷害在影片中就變得令人極為恐懼。這也是這些影片可能會使很多觀眾在影院里屏住呼吸，覺得這種危機可能就在我們身邊的一個重要原因。”

尹鴻老師分析說，災難在電影中通常有三個特別顯著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巨大性。巨大的災難可能造成許多人的死亡，可能造成一個城市的荒蕪，可能造成全球的恐慌。在這些電影中，人會變成僵尸、人與人之間會相互傷害等等，這種巨大性在電影的視覺上給觀眾帶來巨大震撼。例如《我是傳奇》中，紐約、曼哈頓這些國際大都市已經變得荒無人煙，傳染病奪去了所有正常人的生活，被感染的人都變成夜行動物，白天這座城市變成了死城。

第二個特點是公共性。在傳染病面前沒有等級之分，無論是政客、商人或者是普通老百姓，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貧富，在傳染病面前都難以幸免：“在1976年的電影《卡桑德拉大橋》中，一個恐怖分子去襲擊世界衛生組織，被病毒感染，跑上一列火車，為這列火車帶來了巨大危險。火車上承載著社會不同等級的人群，成為一個公共空間的象征。其實我們所有人就像在一列火車之上，都在歷史的長河當中行進。”

第三個特點是全球性。“傳染病可以穿越所有的地方，就像這次的新冠病毒一樣。全球200多個國家受到影響，盡管大家采取了一些隔離措施、封閉措施、戒備措施，但是仍然不能阻擋病毒在全球傳播。這幾部電影中也會表現這樣的情況，比如《傳染病》這部電影中，無論是在亞洲、美洲還是歐洲，傳染病都無孔不入。”

病毒和人性的惡一樣會蔓延

好的傳染病電影絕不會僅限于呈現災難的可怕，在尹鴻老師看來，這些影片都不約而同地會產生一種社會寓言。這些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有社會隱喻的功能，認為病毒和人性的惡一樣會蔓延，帶來人與人之間的傷害。

像《釜山行》《我是傳奇》都重視傳染病的腐蝕性。“《釜山行》里人被病毒感染之后，必須去咬別人，吸別人身上的血，才能維持自己的生命。《我是傳奇》中，那些人被病毒感染之后，晚上也必須出來用活人的鮮血和肉體去維持他們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是貪欲的一種象征。所以，我們會在傳染病這種病理現象和社會現象之間找到一種象征性的結合，這也是這些電影為什么在表現人得了傳染病之后，不是讓他們默默死去，而是表現他們對他人會有巨大的傷害。這種社會隱喻實際上在真實的生活中，也會讓我們有同樣的感受。在傳染病的影響面前，人與人之間有時候可能會相互攻擊、相互不信任。”

“這些電影用隱喻的方式批判傳染病帶給人性的變異，這種腐蝕性實際上不僅腐蝕人的身體，而且腐蝕人性。所以在這種時候，每個人看到這樣的場景都會反省，在傳染病面前、在災難面前，我們的人性會不會受到傷害、會不會變異，我們是變得更善了，還是更惡了。”

在這些電影中，還會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當傳染病災難出現的時候，往往會受到一些利益機構的阻撓。這種利益機構有時候是政治利益機構，有時候是商業利益機構，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都會阻止真相的傳播。例如《卡桑德拉大橋》拍于1976年，當時處在冷戰時期，這個虛構的故事中，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所發明的病毒，跟美國中央情報局有關，然而為了維護軍方利益，他們不愿意讓人知道病毒的危害，甚至為了不讓這個病毒被暴露，寧愿讓這一列車的人在卡桑德拉大橋全部墜毀，以消除這件事情可能對社會帶來的影響。

除了政治利益的考慮，更多電影會有表現商業利益的考慮，比如利益機構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會掩藏真相，甚至阻撓公布真相。尹鴻說：“藝術作品會站在更個性、更人道的立場，去反思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藝術跟政治、商業最大的區別是，它關心每個生命的價值，甚至在很多電影中，會去表現哪怕他是一個小偷，他也有小偷的生命權利、有小偷生存的基本尊嚴。我們從政治立場、商業立場和藝術立場看待傳染病問題，恰恰是這個社會多樣性的體現，讓我們更好地去平衡個體跟整體、局部跟大局之間的關系。”

人類如何應對挑戰：平凡人挺身而出

這些傳染病災難電影都會出現預警人的形象，這些人就是最早發現傳染病對人們帶來傷害的人。比如《卡桑德拉大橋》里最早發現異樣的小孩，比如在《傳染病》里的記者，“當然更多的時候是醫生、科學家，專業知識讓他們最早發現了問題和原因，但是這些最早發現的人在生活當中都會面臨相同的問題。由于社會巨大的慣性，因為各種各樣的利益訴求，人們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或者不敢相信他們所說的話，于是導致災難泛濫。”

也正因此，災難電影中會出現許多犧牲者，卻也更需要平凡人挺身而出。尹鴻老師說：“這些作品為了讓人類得到拯救，通常會去塑造英雄，我們把他叫做殉道者。大部分電影的特點是讓他不是生來就想去當英雄，就像今天經常說的‘英雄不過是平凡人的挺身而出’，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親人、伴侶，他們才不得不挺身而出。如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繆，在他著名的表現傳染病的小說《鼠疫》中講到的：‘對當英雄和圣人都沒有什么興趣，我所感興趣的是做一個人。’他們感興趣的是做一個普通的人，但這個人能夠用人的尊嚴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所以這些電影也都是關于英雄的電影。”

傳染病災難電影警示我們要敬畏自然

尹鴻老師認為，傳染病災難電影更希望帶給人們警示，他們向觀眾傳達的最主要有幾點：

第一，告訴我們，人不僅不是世界的上帝，甚至也不是自己的主人。我們不能支配一切，世界有其自身規律，因此我們要敬畏生命，敬畏自然。當人受到病毒感染的時候，人也會變異，人也不能自我進行控制。

第二，這些電影告訴我們，要允許少數人的聲音存在，這樣我們才能讓災難更好地被人預警，更早地被人們知道。“推薦大家看一部電影《十二公民》，少數人聲音的存在會提醒我們、幫助我們更多地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

第三，所有傳染病災難電影都會給人帶來希望，大災大難方顯人性善惡，“雖然影片里面有惡，但是最終在災難面前，只有愛能夠拯救人類自己，只有人的尊嚴能夠拯救人類自己，這些作品都表現了人性的偉大和高貴。這也是為什么雖然在電影中看到那么多災難帶來的傷害，但是最終我們從這些電影中還是能夠看到希望之光、愛之光和溫暖。這也是我們喜歡看這類電影的一個理由。” (文/記者 張嘉 供圖/人文清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