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映的電影《東北虎》，其實跟東北虎沒什么關系，而是一群失意者的故事。片名更多像一種隱喻，既表明這個荒誕喜劇的發生地，也指向片中主人公的精神困境。
重視小人物塑造是中國喜劇電影的優良傳統，有效地塑造小人物形象也成為一個重要的喜劇創作命題。然而，目前以寧浩式喜劇和開心麻花式喜劇為代表的兩個主流商業喜劇陣營，在這方面都陷入了危機。《東北虎》的出現，正是為當代喜劇電影如何塑造小人物帶來了一定的啟示和討論空間。
以荒誕喜劇進行小人物塑造的一種可能嘗試
《東北虎》整體偏向于荒誕喜劇，這也是該片導演耿軍所擅長的個人風格。研究者界定荒誕喜劇“是一種夸張而深刻的、具有哲理內涵的嚴肅喜劇片”，一方面智慧含量高，創作難度大，對創作者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創新的可能，因為荒誕喜劇能夠幫助創作者超越現實生活表象，進入到生活真相和人性深層展開探索。如果創作者的能力超群，有可能產生高口碑佳作，甚至影史經典，如《奇愛博士》《楚門的世界》《冰血暴》等。
《東北虎》采用荒誕喜劇的形式，試圖對小人物的靈魂世界進行挖掘和探索，甚至嘗試觸碰中國當代社會的一種整體性精神境況，是很有勇氣的。《東北虎》的另一個創新之處在于，它也并不屬于完全的荒誕喜劇。因為荒誕喜劇容易呈現出一種超現實和象征性的美學特征，真實的社會面貌反而有可能在其中無法展現。而且荒誕喜劇更是具有一種絕望的情緒，給人毫無希望的感覺。中國影壇產生過一些這樣的作品，如管虎的《斗牛》《殺生》、姜文的《讓子彈飛》《一步之遙》，黃渤的《一出好戲》、陳建斌的《一個勺子》等。《東北虎》則在盡力避免荒誕喜劇所攜帶的超現實感，著力挖掘一種真實的社會狀態，并以現實與理想的力量去對抗荒誕喜劇的絕望情緒，為觀者帶來某種希望。
為了實現以上可能，《東北虎》進行了多種藝術嘗試。在妻子抓出軌的丈夫和情人、親戚間因為生意失敗的錢財糾紛等十分狗血與不堪的凡俗生活構成的情節主線中，導演有意將一些充滿詩意和理想的人物如小二、詩人等插入其中。這種強烈的反差既產生荒誕感，又是試圖擺脫荒誕感的努力。還有故意讓身份低下的人物在進行卑瑣行為時使用充滿哲理的深奧話語，也是在制造荒誕感的同時，又試圖喚醒觀眾的理性思考去對抗荒誕感。在影像呈現上，影片也是一邊以記錄風格將最為具體的殘破環境影像進行寫實呈現，一邊又以抒情風格展現其中的美感和浪漫。這一系列的并置處理，使電影傳達出來的情緒也是復雜的，有絕望和無奈，也有對故鄉充滿情感的凝視和留戀，更有著創作者對小人物的悲憫同情。
《東北虎》的這些努力其實為中國當代喜劇電影的小人物塑造帶來很多新鮮的思路，觸及當前喜劇電影創作中塑造小人物的多種可能途徑。比如如何避免將小人物呈現為抽象的符號和景觀?如何刻畫小人物的精神氣質?如何讓小人物塑造不陷入完全的荒誕感?如何在小人物塑造中追求詩意和美感?如何在苦難敘事中尋找光明?等等。
為什么沒有做到叫好又叫座
《東北虎》是耿軍初次執導的院線商業電影，作為一直拍攝小眾藝術電影的導演，他既沒有太多的商業電影執導經驗，也沒有建立起商業電影意識，尤其是沒有處理好作者風格和商業電影的結合。這導致影片創作意識雖好，其中也有很多充滿智慧的片段閃現，但最終卻沒能形成一部有機統一的電影作品，產生叫好又叫座的效果。
電影采取的仍然是導演本人所習慣的藝術電影的情節和人物思路。不僅幾條線索之間沒能建立起有機聯系，而且每一條線索都十分松散，出現大量的情節空白，導致觀眾沒有辦法沉浸到電影情節之中。男主人公徐東則是藝術電影中經常出現的一類被動型人物，缺乏明確的意愿與動機，只是從一個情境滑向另一個情境。妻子的形象就更是模糊，他們的夫妻關系到底怎樣?丈夫為什么多次出軌?這樣的疑問在影片中完全沒有給出答案。這種毫無動機和目標，道德面貌也十分曖昧的人物形象，不僅沒有辦法讓觀眾共情，反而增加了觀眾對影片的間離感，可以說是犯了商業電影的大忌。
因為人物形象的不鮮明，也使得演員的表演特色無法得到充分發揮。無論是章宇在《無名之輩》還是馬麗在《夏洛特煩惱》中，都曾貢獻過相當出色的喜劇表演和小人物形象塑造，并憑借這兩部喜劇電影在觀眾心目中建立起喜劇形象期待。但導演完全忽略了他們的明星特質，這使得兩位明星不僅沒有發揮空間，反而成為影片中的異質性元素，與片中其他來自導演原班人馬的演員之間沒能形成很好的表演互動。也因此，在表演層面上，加入喜劇明星的《東北虎》反而不如導演原班人馬此前的《輕松+愉快》那么渾然一體和風格鮮明。
前文提到，導演有意識將一些象征意象插入主情節，如東北虎、詩歌、哲學、小二的風箏和梯子等，但它們都是做作地懸浮在電影中，并沒有與電影內容有機融合在一起。這也說明以荒誕喜劇形式展開小人物的精神探索，同時又要避免荒誕喜劇的超現實感與絕望情緒，在創作上是相當有難度的，導演本身也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嘗試。
喜劇電影中的小人物塑造危機
之所以愿意花費筆墨來探討《東北虎》的得失，是因為電影市場上目前比較成功的兩大商業喜劇陣營——以開心麻花喜劇為代表的雜糅拼湊型喜劇，和以寧浩式喜劇為代表的情節主導型喜劇，近年來都在小人物塑造上陷入了危機。
開心麻花喜劇一直不太重視情節完整和人物形象塑造。情節段落之間沒有密切的邏輯關系，而是幾個相對獨立的片段，靠牽強的巧合和隨意的拼湊組合在一起，倚重的是每個片段中笑點的分布和演員的喜劇表演。這類喜劇創作質量良莠不齊，出現過如《夏洛特煩惱》《半個喜劇》等比較優秀的作品，但粗制濫造之作還是占有相當分量，近年來質量更是每況愈下，情節設計粗陋和人物塑造虛假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只能通過大量惡作劇等笑點來刺激觀眾的感官。可以說這種主要靠各種笑料和段子堆積的喜劇電影，從先天上就無力刻畫有力的小人物形象，揭示社會現實真相。
以寧浩式喜劇為代表的情節主導型喜劇，通常采取將喜劇與另外的成熟類型組合的方法，重視笑點與情節的結合，情節結構相對嚴謹，也十分強調人物形象的塑造，喜劇質量能得到相當的保障，這也使得其在小人物塑造上有一定的優勢。《瘋狂的石頭》《心花怒放》《瘋狂的外星人》等一些代表作，就塑造了不少與時代命題緊密聯系，令人印象深刻的小人物形象。但隨著其在商業上的巨大成功，創新動力越來越匱乏，也日益缺乏真實生活質感，2019年的《受益人》就集中暴露了這一類喜劇的諸多問題。一是底層環境在電影中被高度景觀化。骯臟的街道、破敗的房屋、霓虹燈和廣告牌、鱗次櫛比的小吃店等環境影像被多次重復使用，實際已經變成一種抽象的底層景觀，對真實的社會面貌反而進行了遮蔽。二是小人物形象失去接地感。《受益人》中不顧生活真實地夸張主人公吳海的苦難，導致其苦難缺乏可信度。更嚴重的是，吳海形象的道德面目也比較模糊，價值觀更是出現問題。三是為了實現娛樂功能加入過多的后現代戲謔元素，使其中的小人物塑造顯得油滑與膚淺，無法處理更嚴肅和重大的時代問題。
可以說，中國當代商業喜劇電影在小人物塑造上迫切需要一些新鮮創意帶來的活力。而從中國電影健康發展來看，像耿軍這樣有鮮明的個人印記并致力于思想和藝術探索的作者導演，對商業電影發展是很珍貴的資源，并帶有很多的創新動力。《東北虎》雖然不能算叫好又叫座的案例，但它的拍攝和上映也讓我們看到一種希望，如果作者導演和商業電影之間能夠形成某種良性互動，也許能夠讓更多有力的小人物形象重回我們的喜劇電影。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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