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一套開年大劇《人世間》播出過半，觀眾贊譽紛至沓來。《人世間》恰如一江浩蕩的生活流，在50年的蜿蜒曲折中寫出了國家發展和老百姓生活的磅礴變遷，其中流淌的人與人之間的無限情義深深打動并溫暖了觀眾的心，堪稱一部當代中國的影像心靈史詩。所謂“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人世間》正是在這情、義與語之間達到了高度的藝術平衡，彰顯了主題創作中重大現實題材電視劇的新高度。
從光字片出發交織出
《人世間》的有情天地
電視劇善于展現日常生活，已有《平凡的世界》《金婚》《父母愛情》等珠玉在前，但《人世間》的獨特之處在于能將前述經典恢宏的史詩性與細膩的情感性融為一體，在經緯交織中熔鑄出以光字片的歷史命運為代表的當代中國城市發展與百姓生活的縮影。
《人世間》想要表達的是個人、家庭與群體、城市之間的同構命運。“光字片”是北方吉春市的邊緣棚戶區，這里有木材廠、醬油廠、拖拉機廠、軍工廠等，居住的大多是新中國的第一代工人家庭。這些家庭里，有如周志剛這樣的支援三線建設的建筑工人，也有“六小君子”這樣的“工二代”，以及周楠、周玥和周聰這樣的第三代。它是光榮與夢想的同義詞，也是困惑與艱難的近義詞。電視劇從1969年周家子女上山下鄉為故事起點，逐步展開了共和國50年發展演進的宏偉畫卷，其中涉及了上山下鄉、三線建設、恢復高考、知青返城、改革開放、反腐倡廉等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節點和事件，而劇中這些工人群體家庭的歷史命運也就隨之跌宕起伏。這樣，光字片就有了極典型的意義，成為了中國城市50年發展的一只“麻雀”，而電視劇也就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家庭故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故事”了。
在注重長時間跨度帶來的歷史深度的同時，《人世間》還從空間的角度拓展了故事的寬度。光字片猶如蒲公英的花托，隨著光字片的人從這里出發，像種子向外飄散。隨著周志剛，我們來到了四川三線建設前線的起伏大山中;隨著周秉義，我們看到了生產建設兵團的雪山農場;隨著周蓉，我們見到了貴州的青綠山水;隨著駱士賓和水自流，我們見證了深圳的迅速崛起。多樣化的空間通過人物關系的牽連為電視劇構造了一個蒲公英般的輻射與漂移狀的故事世界，強化了電視劇容納社會歷史的能量級。從北方到南方的對角線既畫出了劇中人物的種種命運，也畫出了國家發展的變奏曲線和強弱聲調。但最后，這些從光字片飄散在外的人們又都回到了這片生養自己的土地去見證光字片的消失——這既是光字片老百姓幾代人的期盼，也是以郝省長與周秉義兩代共產黨干部為代表的黨和政府對百姓美好生活莊嚴承諾的兌現。
《人世間》中的世界當然并不全然和諧美麗，也充斥著各種矛盾沖突、思想困惑和人性復雜，但難得的是這個世界中的人們始終沒有喪失對美好生活的執著向往、竭力追求和相互扶持，從而讓這一方人世間成為值得留戀的有情天地。
以周家人為核心傳達出
《人世間》的良善真義
《人世間》放棄了傳奇性，以身邊人的視角來描寫人物傳情達義，塑造了可信、可愛、可親的平凡人形象。
周父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筑工人，這讓他驕傲，在三線建設工作的幾十年里與家庭聚少離多也無怨言。他有中國式家長的獨斷和望子成龍的期待，但絕非封建家長。在他的價值體系中判斷人的最高標準就是“好人”。因此，當他確認了馮化成和鄭娟是“好人”時，便與女兒、兒子冰釋前嫌。
在做一個“好人”的前提下，周家三兄妹的性格人生各有色彩。哥哥秉義具有傳統知識分子齊家治國和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的理想情懷。在面臨改變命運的歷史機會時他選擇了對愛情的忠誠;在面對自己家和岳父家之間的沖突時他選擇了理解;在面對軍工廠改革時他選擇了迎難而上;在面對洶洶輿情時他選擇了隱忍;最后他主動請命回到吉春完成了光字片的改造，實現了岳父和自己的理想。他是一個講黨性原則的干部，但并非六親不認的螺絲釘。從政治人格上看，他從岳父那里受教固然頗多，但不如說他更像曲書記。姐姐周蓉則明顯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無論是年少時與北京詩人通信戀愛，還是不告而別在貴州與馮化成結婚，又抑或是毅然與馮化成離婚與蔡曉光再婚等，都清晰地展現了她個性中的決然不羈與愛自由。弟弟秉昆具有他這個階層常見的同情、寬容和智慧，更鮮明地體現了平民階層的精神價值。面對陷入絕境的鄭娟一家，他從同情幫助中萌發了愛情的火苗越燒越旺，即使面對全家的反對也義無反顧地要與鄭娟結婚。他沒有哥哥姐姐那樣有本事，但他守住光字片的兩間老屋照顧了媽媽也成了兄弟伙的主心骨，之后又通過開飯館開書店買房子獲得了成功，也獲得了父親的肯定。這個“老疙瘩”看似愚笨，把別人的孩子當自己的娃養，還為此失手傷人入獄十幾年，但這就是一個普通人對做一個“好人”守護自己家庭的樸素信仰。
鄭娟也是創作者用力刻畫的人物。這個身世凄慘沒有工作一輩子照顧家庭的柔弱女子，卻有對愛的不顧死活。當她認定了秉昆之后，便不管不顧地付出。但鄭娟顯然不是劉慧芳，面對孫小寧對自己唯一擁有的家庭的挑戰，她毫無猶豫地對其進行警告。鄭娟用一雙手和一顆心守住了家庭，守住了幸福。所以周母對她說，自己得的秉昆的“濟”其實是她鄭娟的“濟”啊。
電視劇還刻畫了秉昆的一眾小伙伴，以及老馬、曲書記等高級干部。這些人物各具性格的弧光，也都有自己的價值和道德底線。即使駱士賓和水自流這樣的人物也體現出了時代某個層面的辯證邏輯，同樣具有審美價值，沒有絕對的“壞人”。他們都在歷史洪流中努力向前，為自己為家庭，也為城市為國家。他們身上的良善堅韌正是千百年來中國人身上最可寶貴的真義，也是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能穩步向前最堅實的根基。
敘事速度和重場戲的精心配置形成《人世間》的靶向共情
《人世間》以無處不在的細節真實為故事的藝術真實鋪就了底色，但更值得討論的是，電視劇通過敘事速度和重場戲的精心配置極大增強了電視劇的藝術吸引力。
電視劇在50年里有意識地選擇一些節點展開，如1969、1971、1973、1976、1978、1980、1984、1988等，通過壓縮和延展形成敘事速度的交錯，同時也設計了大量的重場戲與之相呼應。電視劇開始的家人分別、槍斃犯人等就先聲奪人。其后周父貴州見周蓉、回家見鄭娟、周母蘇醒等段落也感動無數觀眾。其中周家1980年過春節尤為精彩，堪稱中國電視劇的華彩樂章。該段落短短七八天的故事卻用5集時長進行描寫。一方面是秉義岳父母在與周家相見的問題上一波三折。岳父母心機深沉的各種考量，秉義和冬梅兩人夾在中間的無奈，省長突然生病秘書將茶葉送回導致的誤會加深，周家的驕傲與失落，冬梅與母親的公開沖突，秉昆和秉義、父親的沖撞，秉義和冬梅開誠布公的討論等，電視劇都細密地加以表現，將一個平民家庭與高干家庭之間因姻親關系帶來的立場價值沖突與情感動蕩展現得淋漓盡致。另一方面是周父帶領一家人外出拜年的眾生相。周父因兒子女兒考上北大的驕傲與炫耀之意，秉昆與鄭娟的尷尬之情，鄰里的羨慕嫉妒之言，人物的種種小心思微表情都通過鏡頭的捕捉和演員精彩的表演呈現在觀眾眼前，激發觀眾的日常經驗與之共鳴，讓人拍案叫絕。這一場戲不但充分展開了人物關系及情感反饋，集中了戲劇沖突，也鮮明地呈現了電視劇的價值取向：秉義和冬梅，周家與郝家反因此多了一分相互理解，而秉昆與父親、秉義則生了罅隙，從而推動電視劇情節和人物繼續發展。
這種通過敘事速度調控敘事表達，不斷造成精彩段落的藝術手段是非常高妙的，需要大膽的藝術構思和嫻熟的影像敘事技巧，當然也少不了演員高質量的表演。也正因為如此，《人世間》在對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表達中才韻味深長，極富情感張力和價值感染力，也就能避免觀眾的“倍速觀看”。
(張斌 作者為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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