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一秒鐘》預告片展現了一場放映事故。
一疊抻長了的、雜亂的膠片被拉木頭的板車拖拽著，隨后“躺”在地上，沾滿塵土。放映員扯著嗓子跟觀眾解釋道，“今天電影放不成，責任不在我們。”
突然屏幕一黑，“技術原因”四個大字打在了屏幕上。
一語成讖。
然而，就在距離首映還有四天時，《一秒鐘》宣布因技術原因緊急撤檔。
撤檔，也在國內發生了。
《一秒鐘》是一部關于膠片電影的電影。
張藝謀再一次聚焦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故事發生在西北某地，由張譯飾演的勞改犯張九聲為了在電影中尋找自己已故女兒的影像，悄悄從勞改農場逃出，徒步穿過人跡罕至的大漠，并威脅范偉飾演的電影放映員放電影，一切僅為見女兒一眼，哪怕只有一秒鐘。
張藝謀經歷過那個膠片時代，他也在不斷地緬懷那個時代。
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在一座青山環抱的村落中，放映員坐著老式三輪裝載車來到村子，一場露天電影讓整個村子都熱鬧了起來。大幕落下，孩子們搬好板凳急著占位置，大人們也里三層外三層的聚集在一起，人人都在等天黑。
終于，放映機打出一束光，觀眾們歡呼。直到電影開始放映，大家屏住呼吸，安靜地看向屏幕，也有孩子累了，呼呼睡去。
在物質與精神皆匱乏的年代，人們對陌生的電影世界有著無限的好奇與熱情。張藝謀也是如此，電影于他而言，又多了一層意義——電影開啟了他新的人生。
在拍電影前，張藝謀的社會角色是一個邊緣人。
受制于家庭背景，他曾被劃分為“黑五類”、“狗崽子”。張藝謀的父親曾擔任國民黨軍需官，兩個伯父也是黃埔軍校出身。
從左至右：張藝謀的叔叔、奶奶、小姑、爺爺、父親
他漸漸形成了內向、壓抑的性格。
后來領導索性直接把名字點到張藝謀頭上，說：“張藝謀，你走吧。”
這樣的日子，直到他上了電影學院也沒能結束。
張藝謀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進工廠算特招，進工藝室算借調，上大學是破格，我好像從來都是一個編外的身份，一個不那么理直氣壯的角色。除了我的家庭背景之外，這也是我壓抑的原因。”
好在命運節點在此發生。
張藝謀在電影方面的天賦很快便顯現出來了。
在這部被外界公認為“第五代開山之作”的電影里，張藝謀擔任攝影。
張藝謀去繁就簡，大膽運用了不完整甚至極端不對稱的構圖，風格夸張怪誕。在電影開始，故事在一個半封閉的洼地發生，夜幕沉沉，被關在隨軍監獄的八名罪犯密謀出逃。只見黒逡逡一片，在黑暗中人臉若隱若現，難以辨認，這樣的鏡頭持續了整整九分鐘。
在他的鏡頭下，人物常處于對角線或者角落的位置，有時人物只被鏡頭割出大半邊臉。反派也好，英雄也罷，不再是觀眾以往熟悉的、貼有明確標簽的板式，他們混為一體。在新的構圖下，常常讓人產生角色處于狹窄空間下的壓迫感和窒息感，搭配極其冷暗的色調，不僅能準確地傳遞出人物心理，同時也給人一種強烈的視覺沖擊。
走了“野路子”的《一個和八個》在誕生之初就注定不凡。
電影拿到北京北太平莊的“新影”放映廳放映，導演張軍釗坐在后面的放映室，透過小窗子看到，影片結束后，全場站起來使勁兒地鼓掌，激動得不行。他知道電影成了。
第五代導演自此走上中國電影歷史的舞臺。
那一年，張藝謀不過37歲。
邊緣人的身份，一度讓張藝謀習慣用一種逆向的藝術表達方式——張揚的色彩、極致的形式等。
比如《紅高粱》里的紅。
而在余占鰲和九兒在紅高粱地野合的一段戲中，鏡頭前的紅更有層次了。
太陽把高粱穗子灼得紅艷艷的，風聲吹得高粱枝葉嚓嚓作響。高粱深處，余占鰲踏出一塊平地，高粱折斷落地，土是紅的，穗子是紅的，九兒的衣裳是紅的，一層層紅下去，又一陣強一陣弱。九兒躺在高粱地上望著天，余占鰲一節節矮下去，放恣的愛情激蕩、原始的生殖崇拜也因顏色的襯托表現得淋漓盡致。
從籌備到拍完戲，電影的名字一直是《九九青殺口》，在最后電影送審時，張藝謀才改成了《紅高粱》。那一抹紅，抹去了政治說教，也淡化了時代背景，躍到臺前的是自由奔放、熱血沸騰的生命力以及讓人震撼的張藝謀式美學。
張藝謀擅長運用色彩意象，同樣的顏色被他用在不同的電影中，表達不同的寓意和情感。
圖：《大紅燈籠高高掛》
在幽深閉鎖的深宅大院，紅燈籠掛起、點亮、熄滅、封燈，每一個反復，就是一次太太們被寵、爭權的輪回，周而復始。
燈一旦點亮，太太的屋內屋外就會被許多盞紅燈籠環繞，但封建禮教和男權陰影的籠罩下，連生死都不由己，再多的紅燈籠也無法點燃一顆死寂的心。
以紅色為基調，隨之彌漫開來的是欲望與蓬勃、血色與罪孽、壓抑與悲涼，一切皆湮沒其中。
極致的藝術表達，讓張藝謀的導演作品迅速受到了認可。
他還記得《紅高粱》獲金熊獎的那天，自己激動得一晚上沒睡著覺：“這個‘紅繡球’并不只打在我頭上，我當時感到整個中國都在揚眉吐氣地往起站！”
自《紅高粱》引發意識形態上的爭議后，張藝謀被大批“揭露中國陰暗面”，是在《大紅燈籠高高掛》時期。
他對當時電影背負的“過失”記憶猶新。
“我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中表現高墻大瓦，一成不變、堅固的東西對人造成的壓力和桎梏。點燈、封燈、吹燈、滅燈，我們加了很多的儀式。我覺得我們生活中有很多東西，就像儀式一樣每天在重復，包括我們的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這些形式感構成了一種象征性。可以說，這種象征隱含了我在那個年代的一種憂患意識。當時，審查時給我的電影下了一個結論‘沉渣泛起’。”
這次碰壁讓張藝謀在表達上學會了收斂。但外界關于他鋒芒盡收，向主流低頭的聲音又成了新一輪的爭議點。
就連電影的新聞發布會也是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廳內掛著“為中國電影加油、為出征奧斯卡助威”的大橫幅，張藝謀同張曼玉、梁朝偉、李連杰等主演出席。
“中國式大片”成為拯救中國電影市場的新路徑。兩年后《十面埋伏》上映時，恰逢“國產保護月”，當時兩部好萊塢進口大片推遲在國內的上映日期，為其騰出了近三周的檔期。
資本和權力，在張藝謀身上實現了統一。
電影之外的資源，似乎成為外界對此更加確定的證據。
因為有過執導很多重量級國家演出項目的經歷，“國師”的稱號也隨之而來。
對他來說，聲望和光環不是緩解自身危機感的有效方式，他選擇了慣用的方式——拍戲。
照片里，張藝謀帶著黑色鴨舌帽，穿著運動服，擺出切蛋糕的姿勢，神采奕奕，蛋糕上是一個場記板的圖案。
“在一條路上，有可能跑的是一個荒野，有可能跑的是一個繁華的街區，我就覺得，他一直在跑。然后，周圍總是有很多的喧囂，有人跟他一起跑，有人中途離開，有人喝彩，有人向他扔臭雞蛋，但這些東西，我覺得好像從來沒有影響他的速度。”
部分參考資料：
2.《張藝謀尋找張藝謀》，江宇琦，毒眸
3.《為什么要罵張藝謀？——張藝謀批評史》，張英、平客，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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