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龍一

“德彪西轉世”

(資料圖)

坂本龍一在打撈聲音。“我在把聲音釣上來。”北極圈內，他笑著蹲在冰原上，小心地把錄音設備由繩子吊著沉入裂縫下的流水，全球變暖使得水流聲加速。他說，這是他聽過最純粹的聲音。

紀錄片擷取的鏡頭中，坂本龍一經常在收集聲音：在城市的屋子里，他聽雨打在不同物體上的聲音——膠桶套在頭上聽；在森林里，他舉著小棍子在各種東西上敲敲打打，收集這些聲音穿過樹林和風的回振；回到紐約西村的家中，他在收錄的自然音的播放中開始彈琴、作曲。

Coda，音樂術語，指樂章最后段落里強調終止效果的樂段。12月16日，以此為名的坂本龍一紀錄片自2017年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映兩年后，終于登上中國部分電影院的大銀幕，中譯名為《坂本龍一：終曲》。從坂本龍一2012年為日本福島核泄漏事故的義演開始，紀錄片拍下了他在五年中的音樂創作歷程和新專輯《Async》的制作過程。

上映的兩天前，坂本龍一特意開通微博分享了中文自我介紹的視頻，音樂人張亞東和演員李現在微博中熱情表達了歡迎，這條微博的3萬多轉發量或許可作為坂本龍一在中國受歡迎程度的注腳。

67歲的鋼琴家和作曲家坂本龍一以電影音樂而聞名世界，他曾因《末代皇帝》電影原聲帶而獲得1987年奧斯卡最佳原創配樂獎。坂本龍一的音樂經歷過幾次風格上的轉變，因此他的聽眾中不僅有電子音樂迷，也有古典音樂迷。上世紀80年代，他也曾作為演員參演了獲9項奧斯卡獎項的電影《末代皇帝》和獲得金棕櫚獎的電影《圣誕快樂，勞倫斯先生》——盡管他對短暫的演員經歷的自我評價是“吊兒郎當”。

“自己竟然會得癌癥，我也沒法相信。”紀錄片中，坂本龍一一頭灰銀色的頭發，龜紋鏡框下是雙溫柔又有些疲憊的眼睛。接著他有點疑惑又不可置信地笑著說了句：“感覺好像開玩笑似的。”

▲坂本龍一（左）、大衛·拜恩（中）、蘇聰（右）在1988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合影

當2014年脖子左側出現腫塊時，62歲的坂本龍一以為是衰老的跡象。經檢查，他被確診為口咽癌。在個人網站公布這個消息時，他的語調有些郁悶和疑惑——畢竟，他從40歲時就格外注意身體健康，一直都嚴格遵守著健康飲食。確診后的一年，坂本龍一進行了放射治療和康復修養，當時正創作的個人專輯也因此廢棄，他拒絕了所有工作請求，唯獨例外的是為亞歷桑德羅·伊納里圖的2015年電影《荒野獵人》制作音樂，后來因此獲得金球獎提名。

“將來不知道還能活幾年，也許還能活二十年，也許能活十年，也可能只有一年。一顆心是提著的。”坂本龍一說，為了不留下遺憾，所以想創造出更多拿得出手的作品。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坂本龍一就是最受西方歡迎的日本音樂家之一，在東亞地區也有廣大的樂迷群體。最初，他是合成流行音樂先驅YMO樂隊的創始成員。1979年10月，剛發完第二張專輯的YMO開始世界巡演，并因此步入了全球成名時期，邁克爾·杰克遜曾翻唱過他的歌曲。

當時的YMO樂隊一度被視為日本文化輸出的代表，這讓坂本龍一感受到背負國家期待時的沉重。他感到不適并選擇回避，甚至在倫敦時還想著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經歷：當年夏目漱石作為國家派到倫敦學習英語的代表，在度過兩年左右的抑郁生活后就回了國。以備受敬仰的夏目先生來自擬，坂本有點慚愧：“拿自己與夏目漱石相提并論是太夸張了一點。”

“有段時間，我甚至真的有點相信自己就是德彪西轉世。”坂本龍一在2017年的自傳《音樂即自由》中寫道。從小學習古典音樂的他在初中接觸到德彪西的音樂后，一度由于太過著迷而漸漸認為自己就是生活在20世紀初的法國作曲家德彪西的轉世，甚至心想：自己為什么住在這種地方？又為何是說著日文？他常在筆記本上練習德彪西的簽名“Claude Debussy”。

然而，坂本龍一最受矚目的還是他在《末代皇帝》和《圣誕快樂，勞倫斯先生》這兩部電影中的配樂創作，這些樂曲中東亞旋律與西方樂器和諧相處，共同為電影營造了悲傷而激昂的氛圍，也同時獲得了東亞和西方的贊賞。坂本龍一的音樂讓人聯想到德彪西樂曲中的東方主義，但他卻從相反方向來構思，也經常制作成流行音樂。

西洋音樂的歷史與坂本龍一的個人生涯相互交錯。小學時，他迷上了巴赫，接著又陸續喜歡上貝多芬、德彪西，以及所謂的現代音樂，這讓他覺得“像是一路跟著時代變遷聽這些西洋音樂”。到了20世紀60年代快結束時，他又逐漸愛上了與他出現在同一個時代的音樂，比如披頭士等。

“這也代表著我自己與這些音樂家感受到的問題能夠達成一致了。”他寫道。

解構

1986年，電影《末代皇帝》開拍。坂本龍一飾演偽滿洲國民政部警務司司長甘粕正彥。到達拍片現場當天，他與飾演溥儀的尊龍第一次見面，當時其他演員已經拍攝了三個月并完全投入角色中。尊龍對他說：“你是日本派來的幕后黑手甘粕，是我的敵人，片子沒拍完，我不會和你說話。”

“我當時是帶著吊兒郎當的心情去的，所以被他的話嚇了一跳，心想這個人是怎么回事。”坂本后來回憶道，自己還是成天說笑、態度輕浮。甘粕有場重要的戲是要對溥儀說：“你只不過是個傀儡，是我們日本的玩偶。”開拍之前，導演貝納爾多·貝托魯奇特意來警告他：“一星期后要拍這一場戲，你在那以前都不準笑，去想想天照大神。”

然而劇本中有一幕劇情讓坂本無法接受，即服毒而死的甘粕正彥在劇中切腹而死。坂本對切腹的情節設置感到反感，拼命說服導演，最后表示：“是要選擇切腹？還是要選我？如果要留下切腹的劇情，我就馬上回日本。”這讓貝托魯奇傷透了腦筋，最后把劇情改成甘粕舉槍自盡。而也因為劇情需要，坂本需要怒吼出“Asia belong to us”的臺詞。“雖說是演戲，要說出這樣的臺詞還是感到相當為難。”他回憶道，當時導演不斷喊“咔”，他則不斷吼著這一句。?

對坂本而言，這次電影拍攝的特殊之處是帶他回溯了父親的戰爭體驗。劇組輾轉北京、大連、長春三地拍攝，拍的是上世紀初的日本侵華戰爭內容，而在北京拍攝時是租下了貨真價實的紫禁城，移到長春后則是借用了偽滿洲國皇帝實際居住的宮殿，而大連也是他的父親在學生兵動員時期曾短暫駐扎的地方。

坂本龍一的父親坂本一龜是與野間宏、高橋和巳等許多作家共事的文學編輯，思想比較自由開放，但因曾被征召打仗而在陸軍培養出了一些根深蒂固的習慣，比如常用命令軍人的口吻對家人大吼“報紙給我拿來！”對此感到可怕的坂本一度不主動跟父親說話，父親如果有事情要和他說，也是通過母親來轉述。但是，“我明明在父親面前一聲也不敢吭，卻因為太過興奮，硬是將他拉到音響前，放披頭士的唱片給他聽。”

人生中首次察覺到自己喜愛音樂、主動思考真正想做的事情則到了初中階段。上初中后，坂本龍一曾經因為加入廣受歡迎的籃球隊而放棄了音樂。大概有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坂本完全不上鋼琴課和作曲課，他忽然感覺到體內缺少了什么，這時才意識到音樂對自己的重要性。

再重新開始學音樂時，初中生坂本龍一登門拜訪鋼琴老師和作曲老師向他們道歉，并拜托老師們讓他回來上課。為專心學音樂而退出籃球隊時，坂本龍一還被隊長帶到走廊盡頭暗處狠狠揍了一頓。以前作曲時，坂本龍一就像寫數學練習題一般花一個晚上寫完上交。但從這之后，坂本龍一開始認真地全心投入學習作曲。

高中后，坂本龍一的人生才開始有了起伏，他考上高中的那年（1967），日本剛好爆發了兩場學生抗爭運動。當時剛好是自由爵士正要成形的時候。高中生坂本龍一把時間拿來聽音樂、讀課外書，其他時間不是和女友約會，就是去參加示威游行活動，雖然每天都在逃課，卻忙得不行。

在當時學運分子聚集的咖啡店里，如果要搭訕女孩子，坂本龍一通常都是聊政治：“越南現在發生的事，你的看法如何？”一問之下，對方便會回答：“我覺得戰爭是不對的事。”然后他就約對方一起去示威游行：“我贊成你的看法，我們明天一起去游行吧！”游行時坂本則體貼地保護女孩子，讓她盡量站在隊伍中間，不要被警方的機動隊打到。

高中生活的尾聲階段也正值“解構的年代”，坂本龍一投身于學生運動，“試圖瓦解學校與社會的制度”，在他看來，同時代的作曲家也正運用極端形式力圖打破現有的音樂制度與結構。當時的他一直思考，西洋音樂已經發展到了極致，人們必須從傳統音樂的束縛中讓聽覺獲得解放。

“我覺得自己當時感受到的問題，至今依然沒有什么改變，坂本龍一的原型或許在此時已經悄然形成了。”他回憶道。

▲坂本龍一、細野晴臣、高橋幸宏三人的樂隊Yellow Magic Orchestra

沉默的必要

“感覺好像一架鋼琴淹死后的遺骸。”紀錄片的開頭，2012年的日本東北部宮城縣，坂本龍一說——他所乘的車輛在“3·11地震”的災區上搖搖晃晃前進。他所說的這架在海嘯中泡在水里的鋼琴已經走音，一些琴鍵按下后無法回彈。

對于這架走音的鋼琴，坂本講到了鋼琴的制造過程，他解釋著自工業革命以來人們如何通過將文明強加于自然來使鋼琴發出美妙的樂音成為可能。“我們人類說這（鋼琴走音）不合時宜，但這并不完全準確。”當樂器的調音出現問題時，他表示“它正在努力恢復自然狀態”。

紀錄片中，在分析俄羅斯導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1972年的科幻懸疑片《索拉里斯》中對巴赫的樂曲、水聲、風聲和腳步聲的使用時，坂本龍一顯得尤其熱情。塔科夫斯基電影蘊藏的豐富音樂世界讓他著迷，接下來，他在創作的專輯中也試著用電影思維來思考，嘗試做出電影配樂般的音樂。

“我從龍一學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音樂中保持沉默的重要性。”與坂本龍一合作的年輕的奧地利電子與聲音實驗音樂人Christian Fennesz曾說：“沒有兩個人能比龍一在兩個音調之間留出這么多的空間。”

工業與自然之間的沖突，以及坂本龍一對兩者的擁抱都貫穿于這部紀錄片。然而，紀錄片的開場用了長達12分鐘來展示“3·11地震”后福島核泄漏事故的相關活動。“比起藝術性和音樂性，更多的政治性。”坂本龍一曾在接受外國媒體采訪時這樣評價這段開頭。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海域發生震級為9.0級的地震，坂本龍一在紐約市舉辦公益音樂會。因為地震引發的福島核泄漏等次生災害還在繼續，當時許多在海外的日本藝術家都回到日本，進行籌款和募捐活動。接下來的系列活動中，坂本龍一在反對重啟核電站大型集會上“不能為了用電，就把生命暴露在危險之中”的發言在日本一度引發指責。

“總覺得無論我們說什么，上頭的人都聽不見。最終又回歸沉默，日本人已經沉默四十多年了。”紀錄片中，坂本龍一說，“不管是核電站事故和災區的一些問題，還是災后日本的政治狀況、社會情況，全都每況愈下……如果不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我會感到非常壓抑。我做不到視而不見。”

他回憶道，上世紀90年代初他開始關注環境問題。“當時意識到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但是什么東西怎么樣不行，還不清楚。但作為藝術工作者和音樂家，會有一種單純的敏感。環境不會自行毀滅的，而是由于人類的活動，所以我們要去修復，當然也有方法去阻止，因此我就要開始表明這種擔憂。”坂本龍一在1999年創作的歌劇《生命》中表達了對原子彈爆炸事件的反思，他也反對恐怖襲擊、種族歧視，反對戰爭。

“我覺得世界上有各種分團組織，有各種隔閡，還有差距，南北差距，當然還有貧富差距、武器軍事的差距，為什么要把這些差距看作是消滅的對象呢？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不講理、各種分歧存在。”他說。

2001年，“9·11事件”發生的早上，住在紐約西村的坂本龍一聽到了“咚”的聲音，他一出門，看到每天都見到的雙子塔在他面前燃燒。燃燒的雙子塔前飛過好幾只鳥。他記得，“這一刻我對自然和人造物大火的對立充滿了興趣，鳥兒為什么能夠若無其事飛過呢？”

接著一周，曼哈頓的音樂等一切聲音都消失了。一周后，他走到紐約聯合廣場上，看到一些年輕人用吉他彈奏《昨日重現》，他才想起自己已經七天沒有聽過音樂了。“可見音樂文化只能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存在吧。”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趙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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