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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安藤櫻主演的治愈系日劇《重啟人生》網絡大火。劇中女主不斷重生卻不執著于改命、變強、成功，而是依然“不思進取”，繼續在小鎮過平凡生活，在日常的親情、友情、愛情中感受點滴幸福的“非爽文重生敘事”引發了很多觀眾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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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最近，一部同樣講述“重啟人生”故事，同樣有安藤櫻參演的日本社會懸疑片《某個男人》釋出了資源，風格類型完全不同，話題和反映的社會心態卻有潛藏的相通之處。

影片由《愚行錄》導演石川慶執導，卡司陣容豪華，除了安藤櫻，還有妻夫木聰、洼田正孝等明星主演，入圍了去年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還是今年日本電影學院獎的大贏家，狂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等8項大獎。是一部社會議題突出，氣質沉郁、節奏偏慢的懸疑片。

和劇集以治愈又奇幻的調性拍“重生”不同，電影里的“重生”是一個和謊言緊密相關的社會性動作（犯罪）——抹去自己的真實姓名和身份過往，非法頂替他人身份和名字，過“某個男人”或“某個女人”的生活，即便這一切隨時都可能被戳穿。

影片根據平野啟一郎同名小說改編，朝鮮裔移民律師城戶章良（妻夫木聰 飾）收到相熟客戶谷口里枝女士（安藤櫻 飾）的委托——她的新任丈夫“谷口大祐”（圭田正孝 飾）在伐木現場意外喪命。而常年疏于聯系的大祐的哥哥看到遺像后卻說，這不是大祐，而是另一個人。

在眾人眼中，意外去世的“谷口大佑”是個踏實肯干的好員工，也是個愛妻愛子的好丈夫，看不出作奸犯科的痕跡。在調查過程中，律師發現冒充大祐的，是一位犯下謀殺罪的死刑犯的兒子。但他偷身份不為謀財謀利，只是想擺脫自我厭棄和社會對他“血統”的歧視，過簡單的生活。

被“偷身份和人生”的真·谷口大佑其實對此知情，跟死刑犯之子是同謀。因為他也想以此機會逃出讓他痛苦不堪的家族關系，過自己的生活。

男主越查就發現自己的身份處境（朝鮮族日本人，因歷史政治原因，這不是一個“體面”的身份）和這個死刑犯之子是如此相似。最終，在一個刺激下，小有所成的男主也拋棄了原來的律師身份，開始了自己冒名頂替的欺騙生活......

在多數懸疑片里，頂替盜用他人身份，多是主角們“復仇”、“退隱”、“逃亡”這些大動作發生前的一個小手段，或是劇作里的一個經典反轉技巧（比如《滿江紅》），主打戲劇性和功能性。

而這部影片的特別之處在于，把“換身份”這件奇情的事引入了更多社會性。在日本社會的現實語境中去細究成因，揭示出背后不為人所知的“普遍狀況”（產業鏈、個人內心動因、社會環境），并引申到身份的社會性、過去的負擔，以及愛情是否可以超越謊言等問題。

這也是社會派懸疑的特色，即重社會、重人性、輕詭計、輕推理。

影片故事有兩條線索。在明的是朝鮮裔律師調查走訪，揭露神秘死者真實過往的劇情線。暗線則是律師自己的身份掙扎——作為外來朝鮮移民，艱難且失敗的社會融入，展示出日本社會“殺人犯”血統論之外的種族排斥。

影片進行到一半就揭開了死者實為殺人犯之子的秘密，但故事的張力仍然延續。因為在一次次閃回中（他人視角的回憶），觀眾得以體會到這個罪犯之子更深刻的內心感受——除了“犯罪血統論”、“原生家庭論”所帶來的偏見和歧視，逐漸內化的“罪惡感”（或說恥感）也可以讓人對正常生活充滿恐懼。

小時候，他曾目睹父親殺人現場，就此留下陰影。成人之后因與父親外貌相似，他更加無法面對自己（每一次照鏡子就恐慌癥發作）。后來他決定成為一名拳擊手，試圖以挨打“贖罪”。可造化弄人，他偏偏擁有出眾的天賦，快速成為拳擊新人王的種子選手。

比起璀璨前途，他更加畏懼自己的“暴力”天賦，最終他離開拳擊社，在黑市上與溫泉店老板的次子（真·谷口大佑）互換了身份，來到陌生小鎮，成為一名普通伐木工……

改掉了名字，但改不掉相貌和“暴力的基因”，想要重來過平凡生活，必須做徹底的切割和放逐，后來他所從事的伐木工作也是一種苦役。

探訪出這一切的朝鮮裔律師男主，也有自己的身份焦慮。

電視新聞里的反移民游行，以及岳父岳母“過了第三代，就是日本人”的隱形歧視言論，顯示出他在社會和家庭里的尷尬位置。在監獄和掌握身份線索的詐騙犯交流時，對方諷刺他也改過名，作為一個外來人裝得卻和本國人差不多，“本質上也是詐騙”。

到了末尾，律師男主發現自己的妻子出軌，進一步暴露出他融入社會的失敗（組建一個健康和美的家庭是成功社會化的標志），也成為他放棄現有身份，盜用他人身份，化身為“某個男人”的直接動因。

影片中，殺人犯之子、想逃離家庭的溫泉店老板兒子（被換身份的人）、朝鮮裔律師以及女主不知道跟誰姓的小兒子，四個角色、四層階級，都迷失在自己身份畫像里，形成了一組焦慮的男性群像。其中三位，都因為難以真正融入主流社會，只能在“卑劣”的欺騙和冒名中，尋得一絲苦澀的自由。

很多觀眾詬病影片沒有詳細展示男主作為朝鮮裔日本人的身世線（只有一些細節和臺詞），但在日外國人的生活處境，其實在不少日本電影乃至亞洲影視作品里都有過展現。

比如，去年口碑出色的歷史題材韓劇《彈子球游戲》講述的就是一個朝鮮家族的日本漂泊故事，他們生活了三代，卻無法把他鄉認作故鄉。在日朝鮮人始終被認作日本的二等公民，是他們面臨的最大現實。

日本電影新浪潮大師大島渚在上世紀60、70年代也創作了一系列反映朝鮮裔移民悲慘生活狀況的電影（如《絞死刑》《儀式》《歸來的醉鬼》）。在當今這個民意撕裂、經濟收攏的時代，日本社會右翼極端保守排外的意識形態，其實也愈發有市場。

演員們內收的表演和充滿壓抑感的視聽語言，也不動聲色地勾勒出“冒名頂替者”的內心痛苦或疏離，以及日本社會固若金湯的階層、種族秩序。

影片頻繁使用鏡子的意象，暗示身份的重疊與迷失，生活的真實與欺騙。刻畫男主時雖沒有安插前史戲份，但從攝影機拍攝他的角度（背影和側面居多，表明有所隱藏），以及他所置身的城市空間（鋼筋水泥建筑時常對他呈壓迫之勢），都暗示出他的邊緣和疏離，以及大環境的不可撼動。

而且，律師男主的扮演者妻夫木聰的表演，總體低調謙和的同時，也很有爆發力。這讓他看起來文質彬彬，又有點深不可測（笑著笑著突然面露慍色，露出相當暴戾的一面），與結尾他老練的“冒名頂替”形成呼應。

影片的配樂隨著劇情演進不斷變化，從開始時的和聲、沉郁的鋼琴和弦，變為不和諧的弦音，帶來不安和分裂的氣氛。

片子為數不多的溫暖，在安藤櫻所飾演的獨身母親。

她和死刑犯之子的愛情戰勝了謊言和傷痛。從兩人結婚后到伐樹意外發生前，這個重組家庭也獲得了三年多的快樂時光，可以說是假冒身份的死刑犯之子這么多年來唯一也是最大的救贖。

最終她和前夫所生兒子不再為姓氏所困，懂得了“繼父”（頂替谷口大佑身份的死刑犯之子）對他的守護，也把故事引向了“小偷家族”式的微弱希望——人與人之間的愛總能沖破黑暗過往和身份屏障，成為可以存續的支持性力量。

影片整體氣質比較文學化，囊括多項社會議題的大結構和輕懸疑、重內心的特性，都導致片子看起來不會“太爽”，這也是一些觀眾說“匠氣”、“有點平”的原因。但能夠橫掃今年日本“奧斯卡”也正是因為從文本到表演層面的統一打磨，是一部各方面比較標準的文藝懸疑作。

另一方面，作為社會派懸疑，影片也在日常化、內心化的驚悚氛圍中，切中了日本社會的要害（階級、種族、自我意識在集體規則中掙扎——東亞儒家文化圈的母題），描繪了當下頗為普遍的倦怠、逃避心理，和他們相對獨特的反抗方式（對比西方人激烈的抗議，日本人直接換名字重來）。在思辨深度和文化心理刻畫上，還是值得肯定。

片中兩位核心男性角色層層傳遞的冒名謊言和身份焦慮，表明偽裝再好的謊言，也無法換取真正的自由。現實中的個人無論“重啟”多少次，都無法完全跳脫出既定社會規則。

《某個男人》里如履薄冰、極為沉重的“重生”，與在日常小確幸中療愈“重生”的《重啟人生》，某種程度上其實是一反一正的對照，也難怪能殊途同歸地共鳴了。

（文/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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