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黃永玉，有許多傳說，比如一個來自湘西鳳凰古城的窮小子娶了漂亮的將軍之女，比如他創作的猴票所締造的集郵史上的奇跡，以及他與表叔沈從文的一些過往等等。

(相關資料圖)

還有那幅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貓頭鷹，在文革時期是被批斗的“黑畫”，如今卻幾乎成為所有少兒美術課堂里畫貓頭鷹的范本。

那股調皮勁兒，昭示著老頭兒一種值得玩味的人生態度。

前些天，傳來了99歲的黃永玉仙逝的消息。我拿起家里那本《給孩子的動物寓言》翻看，感嘆這是怎樣一位劍走偏鋒，筆峰奇絕，帶著些玩世不恭，又不按牌理出牌的老頭兒。

1924年出生的他，與金庸、李麗華同齡，和這兩位都曾是知交好友。這些極富個性魅力的人物之間的交往，不知究竟是怎樣一番景況？

可惜在追溯老爺子的生平經歷時，好像很少人提及他1948年去往香港，在長城電影公司那段短暫的“觸電”經歷。

這時，我想起家里那位費力收集、視弱珍寶的那一箱子《長城畫報》。

我翻箱倒柜，希望從這些塵封的舊雜志里尋找一些雪泥鴻爪。

據曾寫作黃永玉傳記的作家李輝說，黃永玉曾在《長城畫報》當過撰稿和編輯，當時除了用“黃永玉”“永玉”署名外，還用“張觀保”“觀保”作為筆名。

另外，他在長城公司擔任編劇的唯一一部作品《兒女經》里，署名黃笛。

根據這些線索，我果然在找出了一小摞與之相關的畫報，集中在1951年8月第8期，到1952年6月出版的第17期之間。

手中的這最后一期，正是黃永玉擔任編劇的《兒女經》電影特刊。也正是在這部電影上映之際，黃永玉感念故土召喚，攜家人離開香港來到北京定居。

《女兒經》電影我未得窺見，但《長城畫報》上這一期刊載了一篇電影小說，詳詳細細地講述了這部電影的內容。

電影講述的是一對夫婦養育7個孩子的故事。故事中的父親由平凡飾演，他是一名新聞工作者，整天忙于工作、寫稿養家，無暇顧及孩子。龔秋霞飾演的母親忙著各種柴米油鹽，疲于奔命。

7個孩子各有各的頑皮，各有各的問題，各種亂七八糟的狀況攪和之下，這個普通的家庭一地雞毛。父母對子女先是聽之任之，后來調整教育政策，變為棍棒教育，發現問題百出。

《長城畫報》上描述這部電影是“一部深含教育意義的喜劇”，并說明其含有“諷刺”意味。

“諷刺喜劇”這樣的基調顯然是非常符合黃永玉了。他一直都很喜歡漫畫的風格，看看我手中這本《動物寓言》就很明顯了。

在他生平偶然試水的電影孤本中，他的個人趣味和風格也得到了彰顯。

從我讀到的資料來看，電影中有很多非常生活化的細節，能表現出那種既接地氣又跌宕起伏的喜劇感。

石慧飾演的長女大明，是一位正值青春叛逆期的中學生。她渴望以便宜的價格得到同學轉讓的一輛二手自行車，向同學夸口父親一定會買給她。但家里實在捉襟見肘，車沒買成，受到了同學的嘲笑，家人也指責她不懂事。

由大明引出了重要的故事線。單車、兒童、現實主義的表達等元素，讓人有點聯想到《偷自行車的人》。

大明把借來的自行車弄壞了，找到“擅長修理”實則“擅長拆卸”的二毛，結果當然是越修越壞。然后三毛、四牛也不消停，素喜跟人打架的三毛受傷流血，家里發生一連串讓人啼笑皆非的狀況。

被稱為“長城二公主”的石慧當時才19歲，已經憑借《一家春》《百花齊放》嶄露頭角，又因為在《兒女經》中的表現被長城公司頒發一座“金像獎”，在其中的表演受到了眾口交贊。

看她的很多照片，給人印象是非常文靜、乖巧的古典美女，但在這部劇里，《長城畫報》給她貼的標簽是“女阿飛”“牛女”，在劇里她又是逃學，又是迷戀物質，受人誘導打牌、去舞廳跳舞，演出了不一樣的氣質，可見石慧演技的可塑性。她還演唱了片中的三首插曲。

如果說“喜劇性”體現在一家9口雞飛狗跳的生活化細節里，那“諷刺”的就是忽視教育問題的家長。

《長城畫報》里這樣寫道：“孩子們的教育，應該是家長們所最應注意的問題，可像片中的顏先生，便因為生活的擔子太重了而忽略了應盡的責任，只管生下來而不顧教養，結果便很容易使孩子們流為野蠻頑皮，這部片子的劇旨，便在乎提醒那些沒有盡責任的父母們，教他們要好好地注意教育他們的孩子。”

導演陶秦也寫道：“做父母的想把孩子管好，是不能采取最方便的辦法的。普通‘嚴厲’的父母采取一種刑罰來管教孩子，打、罵，甚至禁閉；當然這是非常輕而易舉的，然而第一，這影響了孩子的身心發育，第二，好奇心的驅使，為了對壓迫的反抗，他們會做出一切你想象不到的事情來，這些事情往往會使做父母者無法收拾。

還有一種特別“慈愛”的父母，采取一種不理態度，然而這種由孩子自由發展的方法，如果在不好的環境里，其結果是非常可怕的。”

黃永玉也以“黃笛”的署名發表了一篇編劇感言，說明寫作這部作品的靈感是得自于身邊一位好朋友的親身經歷，然后他敏銳地指出了教育話題的重要性——

這是個家庭問題，未嘗又不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

觀照個體、家庭，以倫理切入社會話題，在遙遠的一隅接續文化想象與國族認同，也很符合左派影人當時在長城公司一以貫之的創作脈絡。

也許正是這種敏銳的嗅覺，再加上長城公司全體制作人員的耕耘，影片在1953年圣誕和新年伊始上映，大獲成功，據說還打破了當時的票房紀錄。

《兒女經》連同另外一部影片《蜜月》，“同期上映的所有西片和國片的售座記錄都被這兩部片子斷然壓倒……港九的首輪影院和海外各地的片商更因此而紛紛向長城要求獲得其他新片的映權，展開了1953年長城出品的映權爭奪戰”（引自豆瓣）。

值得注意的是，在《長城畫報》這個“《兒女經》特刊”中，有一篇《談兒童演員》的文章占據挺顯要的位置。

編輯題記“我們特請姚馥蘭小姐撰寫了一篇關于兒童演員的特稿，談談兒童演員在電影藝術中的重要性”。署名“姚馥蘭”的就是金庸，他在《長城畫報》曾寫作一系列影評文章。

黃永玉和金庸曾在《大公報》共事，他們《大公報》的另一位同事梁羽生這樣評價他倆，“金庸是大俠，黃永玉是怪俠”。

黃永玉在《速寫因緣》一文中，曾有寥寥幾句回憶到那段時間在香港的日子，“我原來靠投稿過日子，后來在一家報館當非永久性的美術編輯。又為一兩家電影公司寫劇本，為他們的電影畫報每期畫四幅速寫。有時人物，有時風景。”

“為一兩家電影公司寫劇本”，說明黃永玉除了給長城公司寫劇本之外，或許也還和其他公司有過合作，但這對我來說就無從考據了。

他在《長城畫報》上的人物和風景速寫，翻看手頭《長城畫報》則還是能欣賞到許多。

“影人素描”專欄，他畫過夏夢、嚴俊、董克毅、李萍倩、舒適、平凡、韓非等等。在“影人生活素描”這個欄目，他又寫又畫，第一篇寫的是影人平凡，描摹他樸素、清儉，虛心用功的生活。

黃永玉去平凡家里參觀，畫下他家里的陳設，紀錄和他的交流。從文字到畫面，簡短的篇幅，使一位電影演員的形象躍然紙上。

風景速寫，他畫過“灣仔半山鳥瞰全景”“九龍鉆石山腳木屋”“堅尼地道”“花園道山景”等等，觀看這些畫時，如沐浴著濃重的香港舊日風情。

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黃永玉的兩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幕后影人特寫”欄目里，黃永玉寫的《“燈光祖宗”費關慶》。

這篇文章非常具有幽默感，寫這位老費“兒孫繞膝、十代同堂”，而他的徒子徒孫們實際是那一盞盞的燈，字里行間彰顯了這位電影工作者的潑辣、敬業、熱情和達觀。

另一篇是《漫畫卡通兄弟》，黃永玉寫得聲情并茂，介紹了中國動畫的奠基人萬氏兄弟的創業、奮斗經歷。從他們的經歷中，也可窺見中國動畫片篳路藍縷的拓荒之旅。

文章中還帶著黃永玉自己很多的經歷和感悟，也展現了新中國建立，新時代到來，他愛國和進步的拳拳之心。

另外還有像“電影攝制進行曲”這樣的欄目，黃永玉用漫畫的形式，介紹電影幕后創作的方方面面。

在他《兒女經》的編劇闡述文章之中，非常謙虛地表明，于這一行只是個門外漢，多虧陶秦導演的幫助，才使他的劇本更符合電影的攝制規則。

但從《長城畫報》中可以看到，他在與影人的接觸，在對電影幕后的了解中，正像海綿一樣快速吸取這一行的各種要素，“門外漢”很快就可以跨過門檻登堂入室。

也難怪同在長城公司的費穆導演惜才愛才，曾一度建議他專職從事電影事業。費穆去世時讀的正是黃永玉《海上故事》的劇本，準備將之改為分鏡頭腳本。可惜他最后倒在了稿紙上，再也沒有醒來。

我有時候想，如果黃永玉沒有收到表叔沈從文的信件，不曾離開香港，回到北京的大雅寶胡同，那他或許能繼續和電影的緣分。

或許他會成為在《兒女經》里擔任美工的胡金銓一樣的大導？

不過憑他那種水火相濟的湖南鳳凰城小子的個性，肯定是和胡導截然不同的風格。另外，他的電影應該也少不了各種各樣喜劇的元素。

但那畢竟都只是假想了，絕頂聰明的他又到另一個地方創造傳奇去了。香港，畢竟只是這位無愁河浪子羈旅生涯中的一站。

A brief encounter，黃永玉和電影。短暫的邂逅相遇，未必都是永恒。但終究留下了一些歲月的劃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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