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狙擊手》立項還叫《最冷的槍》的時候，筆者就已經開始期待了。倒不是因為導演是張藝謀，而是因為這個題材在中國電影中比較新穎而獨特。
決定一場戰爭勝負和走向的是多方面因素：戰略部署、戰術運用、裝備后勤、官兵素質、士氣風貌……團隊戰斗場面往往也恢弘壯闊，尤其是現代的大規模戰爭，個人作戰能力的強弱并不能起到左右總體局勢的作用，這注定了狙擊手是戰爭中的邊緣角色。但對于電影的觀賞性和娛樂性而言，狙擊手因其神秘和傳奇的特點卻又具有巨大的魅力，因而在許多戰爭片中，都有狙擊手作為出彩的配角出現。所以，從一開始筆者就對張藝謀如何講述抗美援朝這樣大規模戰爭中狙擊手的故事充滿了好奇。
影片公映的時候，名字已經從聽上去冷酷而詩意的《最冷的槍》改作為平樸寫實的《狙擊手》，這一改動是合適的，因為盡管整個故事是以抗美援朝戰爭中的陣地戰階段“冷槍冷炮”運動為基礎，但劇情極為凝練，濃縮為志愿軍五班與聯合國軍精英狙擊隊之間的對狙，雙方其實都不再是打冷槍，而是彼此的對決式較量。重點從“物”(槍)和“技”(冷)轉到了“人”(狙擊手)，這不僅是片名的改變，也是敘述中心的轉移。
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狙擊隊為了誘捕志愿軍神槍手劉文武，而用一名受傷被俘的志愿軍偵察員亮亮做誘餌，設置了一個陷阱，當劉文武帶領神槍手五班十幾名戰士去營救戰友時，雙方展開了對戰。快速地交代了劇情框架之后，影片的絕大部分時間都在敘述雙方人員之間的斗智斗勇。這幾乎稱得上是極簡的情節，將巨大的戲劇張力蘊集于狹小的空間與有限的時間之內，處理的方式頗類似于傳統戲劇中的寫意與留白，將篇幅留給了最為精彩的動作與調度。從美學的角度來說，對決雙方你來我往的回合纏斗，如同武俠片中的高手過招，是一種以小見大、舉重若輕的表現方式。
冷槍與對決的區別在于技術與人。《狙擊手》逆轉了基于歷史的想象期待：不是志愿軍戰士打冷槍，而是讓他們攜帶簡陋的槍械步入敵軍的陷阱，對方則以更為精良的裝備、地空輔助以逸待勞。無論從戰斗的先機，還是從實力層面而言，五班的神槍手們都處于弱勢。如何逆風翻盤，機會與可能性在哪里?這種看上去實力懸殊的設置無疑充滿了扣人心弦的緊張感。毫無疑問，聯合國軍占盡天時地利和現代設備的壓倒性優勢，一開始就造成了五班的極大傷亡，但即便五班戰至最后一人，還是完成了任務。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洗禮的志愿軍在堪稱絕處求生的處境中，利用有限的條件，充分發揮了浴血革命過程中激烈的戰斗智慧，這是人民軍隊的戰友情、協作意識、前赴后繼的犧牲精神、頑強而靈活機動的作風合力的結果。也就是說，最終是人戰勝了技術。
五班的戰士在整個戰爭中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群體，但每個人又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不是戰爭機器，而是有頭腦的戰士，既能夠在處于劣境中依然保持冷靜分析的頭腦，隨機應變地迅速反殺;也有不惜以生命換取勝利的無畏果敢，明知在敵人的槍口下拖回戰友的尸體九死一生也義無反顧。支撐著他們戰斗到底的是一種必勝的信念，影片通過一段唱歌的情節突出了這一點。躺在戰場中間的亮亮奄奄一息，為了讓他保持清醒，五班剩下三個人開始大聲地唱起了戰歌。這個時候，他們并沒有泄氣，反倒昂揚起了更為迫切的斗志，這種信念與信心才是他們取得勝利的關鍵。
較之于槍和槍技，《狙擊手》重在刻畫人物。它對之前涉及到狙擊手類電影的突破在于，讓志愿軍的狙擊手一開始就處于“暴露”的境遇之中，而我們知道狙擊手最大的特點恰在于隱藏，讓對手不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在已經暴露的處境中重新隱蔽打擊對手，更能凸顯出人物的機智和英勇，而當對手提出以劉文武交換亮亮時，劉文武更是以自己的暴露強化了犧牲與奉獻的精神。
這是一個群像戲，幾乎每個人都有其個性。身負重傷而不忘情報的亮亮、背著鐵板營救戰友的胖墩、總是惦記著望遠鏡的小徐……最為突出的無疑是劉文武和陳大永，劉文武從來不笑、成熟冷靜，是敵軍首要的獵捕對象。大永則是一個新手，木訥而敏感，戰友的犧牲總是讓他熱淚盈眶，殘酷的戰斗則讓他迅速成長。當全班只剩下他一個人的時候，幾乎是面對著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用劉文武教的方法成功擊斃對手，帶回了情報。戰士們犧牲了，但五班不死。如果說劉文武代表了理性和犧牲，陳大永則象征著成長與傳承。
在這種傳承之中，可以看到一種個人與集體合一的精神活力。五班每個人盡管各有特點，但也有其共性。那是一種個體融入到集體之中的新型關系：個性寓于共性之中，個人與集體之間并非二元對立的結構，個體也不是整體的部分，而是個體就表現為集體的形式。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個人從來都只是抽象的符號，他(她)一定是與某種共同體、與特定的社會結合在一起，獲得了某種身份才具備歷史的意義。在前現代時期，無名的個體如同馬克思所說不過是暗黑布袋中的土豆，互不相屬，直到現代以來的革命才塑造出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子弟兵)。對于20世紀的中國尤為如此，散沙式的民眾在反封建反帝反殖的革命建國過程中凝聚為具有共同體意識的人民，從而也才會在抗美援朝的國際主義戰爭中同仇敵愾，這是一個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氣所在。
回到電影中，群像與個性之間的塑造容易形成矛盾，戰爭或者泛斗爭電影(比如武俠、諜戰、警匪等類型)中常見的方式是個人英雄的刻畫，突出個體異乎尋常的身體能力與精神能力，這毋寧說是古典英雄和現代個人主義的變體。當代英雄或者英模的形象表述一直是個難題，這個難題在社會主義中國的“紅色經典”中有著部分的突破，即將個人置入于集體之中，個體英雄成為時代英雄的象征。主旋律電影往往采取這一個方式，但如何平衡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系則很難把握，很容易陷入到符號化之中，從而讓英雄人物變得空洞，讓觀眾難以共情。
《狙擊手》一方面吸收了傳統戲劇和電影表現個人才干的意象化手法，另一方面則繼承了“紅色經典”中個人與集體同一的敘事。呈現出來的結果就是，五班的狙擊手們都是具備特別才能的英雄，卻又并非好萊塢影片中的個人主義意義上的英雄，他們的才能超乎常人，身份與情感上卻親近于普通人，因而同國家和人民融合在了一起。這種與家國人民融為一體的英雄，既是具體的個人，也是集體的代表，他們化身為集體，集體通過他們表現出來。就此而言，《狙擊手》便具有了“以一滴水折射太陽、以一個班反映整個戰爭”的含義，它讓主旋律的感召滲透在商業片的外殼之中，如同鹽化入到水中，水匯入到江海。
(劉大先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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