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2年底開始，“科幻熱”肉眼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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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藝畫開天制作的動畫版《三體》在B站上線，播出幾集后口碑爭議極大；隨后真人劇集《三體》在騰訊視頻和CCTV8開播，目前豆瓣口碑依然維持8.1的高分，該劇也少有地成為了春節期間返鄉年輕人與父母輩的共同話題。
而《流浪地球2》的春節檔熱映更是添了一把火，該片在初一至初七票房成績23.95億，觀影總人次達到5000萬以上，目前其長尾效應仍在繼續。
眾所周知，《三體》和《流浪地球》均改編自劉慈欣同名原著，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嚴鋒有句知名評語“這個人單槍匹馬把中國科幻提升到世界水平”，而嚴鋒在2022年年底的第二屆“讀客科幻文學獎”頒獎典禮現場進一步評說道：“單槍匹馬也不完全是好事。”
《三體》連載距今已有17年，獲雨果獎成為暢銷書距今也有7年，在“劉慈欣現象”和影視改編終于開花結果的助推下，科幻看似成了熱門題材，實際上基本只聚焦于他一人。憑借《北京折疊》獲獎的郝景芳熱度曇花一現，江南的《上海堡壘》失利后更無人問津。《中國科幻10年行業報告》顯示，2022年科幻小說中有近70％的銷量來自《三體》系列。
當然，劉慈欣“中國科幻文學第一人”的地位已是公論，他的作品被IP化、被大眾熟知，也符合市場規律，影視觀眾沒有義務主動去“按圖索驥”了解作品的文學源頭。
不過，在中國科幻文學漫長而艱難的譜系里，劉慈欣的橫空出世亦有前人鋪路，在他創作旺盛的同時代，他也并不孤獨。
科幻從“史前”開始
和許多通俗類型文學形式一樣，科幻小說最早也是從西方引入的“舶來品”。少為人知的是，魯迅是在國內傳播這一類型的先驅，他曾從日文轉譯儒勒·凡爾納的兩本著作《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后來讀者們更熟悉的譯名分別是《從地球到月球》和《地心游記》。
魯迅翻譯《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
同樣參與到科幻小說初創期翻譯與創作的還有梁啟超、茅盾、林紓、許地山等等知名人物，但彼時國家激蕩，作家們也以觀照現實為主，幻想文學沒有發展的土壤。
科幻文學的第一次高潮興起于建國后，文藝界同樣學習前蘇聯，“科學幻想小說”這個詞便是譯自俄語。受蘇聯影響，當時國內認定科幻從屬于科普，而科普從屬于兒童文學，所以科幻小說的定位就是“兒童科普讀物”。
1954年，25歲的鄭文光撰寫了《從地球到火星》。這雖然只是一篇情節簡單的短篇，卻在全民向往科學的社會氛圍中，于北京地區引發了天文觀測熱潮，大批家長在孩子的要求下帶他們去古觀象臺看星星。
鄭文光（左）和葉永烈
1959年，童恩正完成了《五萬年以前的客人》，同年19歲的葉永烈在大學校園里埋頭創作科普小品，他隨后成為叢書《十萬個為什么》最年輕和寫得最多的作者。這些作品雖然流傳很廣，但也帶有鮮明時代烙印，它們基本不涉及成人世界，也少有作家會去專門創作。
作家肖建亨曾說：“無論哪一篇作品，總是白發蒼蒼的老教授或戴著眼鏡的年輕工程師給孩子們上起課來。誤會——謎底揭開；奇遇——然后來個參觀……參觀記、誤會記、解開謎底的辦法，就成了我們大家都想躲開，但卻無法躲開的創作套子。”
改革開放后，中國科幻文學迎來了第二次高潮。葉永烈的《小靈通漫游未來》、童恩正的《珊瑚島上的死光》等作品相繼發表，反響轟動，后者還被改編成了我國第一部科幻電影。有統計顯示，1981年發表的科幻作品有三百多篇，約為1976年到1980年這五年的總和，科幻作者的隊伍也從1978年的三十多人擴大到二百多人。
1979年第一部長篇科幻小說《飛向人馬座》出版，鄭文光在書中恣意描繪：“飛船正繞著一個看不見的東西瘋狂旋轉。黑洞，那里連光都無法逃脫。遠方一顆藍巨星的表面物質向黑洞傾瀉，形成熾熱的等離子流漩渦……就在即將墜入深淵的一刻，飛船突然加速，筆直地沖出漩渦，就像被雨傘甩出的水滴！”
不難發現，此時一些作品不僅跳出了少兒科普的范疇，甚至有了幾分“硬科幻”味道。這種改變對應著當時文藝界關于科幻文學“姓科還是姓文”的論爭，一些有威望的科學家如錢學森，都對新形態的科幻小說進行了批判。論爭隨后被拉進了規模更大的“反精神污染運動”，被定性為科學與反科學之爭，所有剛興起不久的科幻出版機構頓時噤若寒蟬，作家紛紛封筆，科幻文學的這次復興也就半道夭折。
1983年4月，一位編輯告知鄭文光雜志社將要停刊，他原定頭版連載、已排好版的長篇小說《戰神的后裔》無法如期發表。兩人約定第二天去雜志社取回文稿，但鄭文光沒有出現，當天早上他突發腦溢血癱瘓，半年后去世。
關停風波里只剩下一棵獨苗——位于西南一隅的《科學文藝》，后來改名《科幻世界》。
雜志社得到的指令是要繼續辦下去就得自負盈虧，這在市場經濟還沒推行的80年代難度可想而知。編輯們用民主投票的方式選出了新主編楊瀟，她決定接任是聽了前輩童恩正的專程勸說：“你想當三流作家，還是辦一流雜志？”
1984年底，雜志社賬上只剩6萬多塊錢，為了達成第一要務“生存”，楊瀟想了幾個“歪路子”。她牽頭出版當時流行的“兒童識字卡片”，美編負責繪圖，賺了幾萬元。后來又針對母嬰市場發動編輯編寫了四冊叢書《晚安故事365》，也就是睡前故事集，幾年下來賺了將近80萬元。
為了送書，楊瀟會自己蹬三輪往返于印刷廠、雜志社和郵局。這種颯爽作風甚至幫助中國科幻走出了國門，1989年楊瀟受邀前往圣馬力諾參加世界科幻協會年會，臨行前她才翻開世界地圖查找該國位置，帶兩本英漢詞典只身前往，并在會上提出了由成都舉辦1991年年會的申請。
第二年為了省錢，楊瀟一行三人坐火車從北京出發，繞道俄羅斯，用八天八夜時間穿越亞歐大陸抵達荷蘭海牙，繼續爭取主辦權。此事讓組委會驚呼“科幻”，科幻大會順利落地國內。
科幻大會同年，雜志改名《科幻世界》，1993年又改版確定以中學生作為主要受眾，訂閱量終于突破了三萬冊的生死關。用作家鄭軍的話說：“大陸科幻事業的第三次高潮，可以從1991年舉辦科幻大會算起，也可以從1993年改版面向中學生算起。這兩次事件大大恢復了科幻文學在中國的影響力。”
“四大天王”與一本雜志
1991年那場科幻大會的參與者中，有還在大學校園里的韓松。他湊不齊去成都的路費，雜志社編輯便寫信給并不認識的武漢大學校長齊民友，齊民友特批了400元讓韓松去，而當時韓松在外企工作、收入最高的同學一個月工資也才600元。
《科幻世界》不僅辦了大會，還從1986年起每年舉辦“銀河獎”，王晉康曾評價道：“（銀河獎）其實只是該雜志的獎，按‘出身’論檔次是很低的，但它在中國科幻界的地位無人能撼動。我常說，沒有他們的堅持，中國科幻的復蘇至少要推遲十年時間。”
1986年舉辦的首屆“中國科幻小說銀河獎”發獎大會 | 微博科幻世界
1997年《科幻世界》第二次承辦國際科幻大會，除了作家還有多名宇航員到來，韓松感嘆“情況已大不一樣”，他們看著俄羅斯宇航員和中國演員同臺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上萬名青少年來了……長龍一樣的隊伍讓人震驚。我在旁邊看著，真的目瞪口呆。”這次會議被中外近百家媒體報道，年底被央視列為年度十大新聞之一。
總之從90年代開始，《科幻世界》用刊載小說、獎項征稿、線下活動搭起了國內幾乎唯一的科幻舞臺，也是在這個平臺上，涌現出了一批“新生代”科幻作家。
數次因不可抗力中斷，中國科幻文學的一大特點就是斷代清晰。鄭文光、葉永烈、童恩正那代一般被稱為“中生代”或者“中興時期”，“新生代”的特征之一是王晉康提出的“核心科幻”理論，指一篇科幻小說應該有一個與科學有關的核，也就是一個好的科幻構思，這是中國科幻文學走向成熟的開始。可以看到，新生代代表作家的許多成名作品都是圍繞一個有創意的精華點子展開的。
在讀者反饋慢慢累積的過程里，新生代科幻作家有“四大天王”之說。最早開始發表作品的是韓松，高中時期投稿一投即中。在那之前，他的中學老師曾慫恿他寫文參賽，卻因他寫作思路的反常規而連聲說：“要不得！要不得！”
1991年韓松的代表作《宇宙墓碑》不僅被《科幻世界》推崇，還經過一系列機緣巧合被推選到臺灣《幻象》雜志組織的世界華人科幻小說征文，得到首獎。這篇描寫散布在各個星球宇航員墓碑的小說，已經體現出韓松的一些創作特質即視角獨特、氣氛詭異、色彩悲涼。
盡管還有新華社主流媒體人的社會身份，一直到2010年代韓松都能不時有精彩作品問世。他的第一部長篇《2066之西行漫記》（后來改名《火星照耀美國》）在9·11事件前一年，就預言了紐約世貿大廈會被恐怖分子的飛機炸毀。40萬字的《紅色海洋》從遠古寫到十萬年后的未來，中國科幻的重要功臣吳巖在作序時寫道“《紅色海洋》也將被列為近20年最優秀的主流文學作品之一”。
2010年起韓松相繼出版《地鐵》《高鐵》《軌道》三部曲，讓這些交通工具成為人類文明的承載者和觀察者，長期封閉行駛會讓人類改變性觀念，長出尾巴、鱗片和腮，乃至改變時空規律。2016年出版的《醫院》則聚焦“醫患關系”，卻同樣有“宇宙就是一座醫院”的怪誕感。某種程度上，韓松的小說是科幻作家里最靠近現實也最靠近純文學的。
王晉康則是大器晚成的代表，因為被10歲的女兒逼著講故事，他“懵懵然上了科幻這條賊船”，發表處女作《亞當回歸》時已經45歲。而在整個90年代，他每年都能發表2-4篇短篇小說，獲得9屆銀河獎后主動退出評選給年輕人機會，可謂科幻復興的中流砥柱。
進入21世紀王晉康退休，有更多時間專職創作，有《水星播種》《新安魂曲》等短篇代表作，還將早期短篇改寫成長篇如《類人》《豹人》《生命之歌》等，形成了一個人類與自己創造的“類人”沖突的作品序列。同時也有《蟻生》《十字》《與吾同在》等集大成的長篇小說問世。
何夕也在90年代初就嶄露頭角，以每年1-2篇的速度成為《科幻世界》的核心作者之一。他1999年復出后才換成現在的筆名，并貢獻了《異域》《故鄉的云》《六道眾生》《傷心者》等生涯代表作。相較而言，何夕并不勝在科學構思或者哲理深意，而更擅長用人性描摹感動讀者。
1994年，何夕獲獎?| 微博科幻世界
作家董仁威有個很直白的評價：“何夕最獨特的是言情類科幻。”而這些“言情”又往往發生在宇宙大背景下，便能兼容情感故事的可讀性和科幻小說的肅穆感。
何夕改名那年，“四大天王”的最后一位劉慈欣才登上科幻舞臺，隨后7次獲得銀河獎，把原本的作家格局從“群雄逐鹿”改寫成了“一超多強”。
其地位的奠定本身也離不開2006年《三體》開始連載。2007年《科幻世界》第三次舉辦科幻大會，韓松回憶過當時的情景：“（科幻迷）在省科技館前的廣場上，團體操一般排成大隊，表演《三體》中的人列計算機。這時劉慈欣已經成了偶像。”
《科幻世界》連載長篇其實屬于破例，這背后有位不得不提的伯樂姚海軍：“之前出劉慈欣的書正常也就四五萬冊銷量，如果中國最好的科幻作家都只能賣幾萬冊，那中國科幻就沒有希望，這是《科幻世界》不得不承擔的責任。”
姚海軍進入《科幻世界》前曾自辦愛好者雜志《星云》
姚海軍也可以說是整個“第三次繁榮”的重要助推者。他在楊瀟離任前被發掘，從負責給讀者回信一路做到副總編。在他主導下，“視野工程”三大書系穩定出版，分別是“世界科幻大師叢書”、“世界流行科幻叢書”，和最核心的原創系列“中國科幻基石叢書”，《黑暗森林》和《死神永生》的初版就屬于該叢書。
吳巖曾直言，雖然新生代讓科幻小說從衰落走向繁榮，但2000年《哈利波特》帶起的奇幻文學熱“又一下就把科幻吃掉一大塊”，國內《誅仙》《幻城》等小說的熱度也遠超科幻，以科幻出道、轉而去寫奇幻的知名作家也有好幾位。這種背景下，“視野工程”在培養年輕科幻讀者方面的潛在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后《三體》時代
除了“四大天王”，新生代作家還有潘海天、趙海虹、鄭軍、柳文揚等代表，在他們之后涌現的又一批《科幻世界》作者群被稱為“更新代”，包括陳楸帆、夏笳、郝景芳、錢莉芳、長鋏、飛氘、羅隆翔等。這是一份無法窮舉的長名單，每名看過《科幻世界》的讀者可能都有自己的專屬回憶。
后來在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的飛氘曾談起自己的記憶：“在那些緊張而神經質的日子里，人人都需要一些調劑、刺激、逃避，有人在游戲廳里逍遙度日，有人在馬路邊尋找做古惑仔的感覺，而我則喜歡在衛生間昏暗的燈光下，坐在馬桶上享受看科幻的樂趣。那里就像一個時空驛站，帶領我在無數個波瀾壯闊的世界中穿梭……等我走出衛生間，我又有勇氣去面對這個虛幻而又厚重、野蠻而又柔和、悲傷而又甜蜜的世界。”
《三體》獲雨果獎后的事人們已經很熟悉了。醞釀幾年后，《2019年度中國科幻產業報告》顯示，2018年科幻原創產業總產值達到456.35億元，約為前一年140億元的3.26倍，呈現出爆發之勢，2019年《流浪地球》進一步帶動了產業發展，2021年總產值達到了700億。
《三體》三部曲的英文版封面
如今再提科幻已遠不止文學門類，《三體》剛好踩上文娛產業以IP為王的時期。而網文和眾多其他移動互聯網平臺也在取代紙媒，成為作品的主要發布渠道。對曾經聚集在《科幻世界》這一塊園地上的科幻文學而言，這是一種開枝散葉式的分流，也可以算一種不可避免的“斷代”。
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渠道變化本身就會反過來影響作者習慣，“難出大師大作”是個社會性問題，一方面是“不能只有一個劉慈欣”，另一方面確實也很難再期待出現下一部《三體》了。科幻題材還有項特殊性是對作者的知識儲備要求較高，王晉康曾直言新生代科幻作家是個比較特殊的群體，“不乏名校碩博和一線科學工作者，從平均學歷上看無疑是各類型作家中最高的。”而由于“不務正業”，吳巖則將他們稱為“精英階層的邊緣人”。
在內容形態方面，“硬科幻”的比重也在減少，“更新代”之后的“全新代”作者們更關注“當下”和“近未來”，恢宏而遙遠的星空幻想似乎不再有必要。這是科技迅速進步的必然結果，“科幻小說預測未來”的現象很難再發生，因為往往“未來已經來了”，因此世界科幻的整體趨勢有停滯和衰落的跡象。
但是，不論渠道還是內容的變化，指向都并不消極，不過是不同時代的不同表現而已。連《科幻世界》自身也在謀求轉型，在2018年這家老牌雜志社總算完成了轉企改制，并成立了版權部和IP運營中心兩個部門。“我們的規劃是發展成一個文化傳媒集團。”雜志的現任主編拉茲曾表示。
轉型之后，《科幻世界》成為了《流浪地球2》的聯合出品方。今年成都還將承辦新一屆的世界科幻大會。曾經的作者們有的因種種原因已不再寫作，如韓松2022年自曝得了“老年癡呆”，長鋏轉戰比特幣圈“布道”多年……但也有人仍在活躍，更有新人不斷涌入。當初撒出的星火如今在更耀眼地閃爍著。
某屆銀河獎宣傳MV里有句臺詞，可以概括如今的中國科幻：“我凝視著眼前這個時代，身后的時代也凝視著我。”
參考資料：
星空的旋律——世界科幻小說簡史. 蕭星寒. 古吳軒出版社. 2011
中國百年科幻史話. 董仁威.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7
中國科幻大事記（1891-2017）. 董仁威
中國科幻文藝的現狀和前景. 文藝理論與批評. 2016年第2期
您好，這有一份銀河獎記憶請查收. 科幻世界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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