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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宋慧喬主演的女性向復仇題材韓劇《黑暗榮耀》火遍全網。

(資料圖)

劇中，處境卑微的女主運籌帷幄、以牙還牙地向高中時代霸凌自己的同學老師復仇，用個人私刑守護了屬于底層的公平正義，在強勁的虛構爽文敘事里，替無數觀眾出了一口現實惡氣。

就在這幾天，同是韓國出品，同樣是從女性視角出發聚焦霸凌現象的社會議題新片——《下一個素熙》釋出了資源，并火速登上豆瓣電影一周口碑榜。

它沒有像《黑暗榮耀》一樣訴諸假想的爽感宣泄，而是貫徹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沒有奇跡”也“沒有勝利”地展示一位職高女學生，在韓國“吃人的”社會環境里掙扎至死的過程。

影片由曾執導《道熙呀》的女導演鄭朱莉執導并編劇，裴斗娜、金時恩主演，是去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周單元的閉幕片，之后入圍了平遙國際影展的“臥虎”單元，并勇奪羅伯托·羅西里尼榮譽最佳影片，映后口碑很不錯。

故事以真實事件為靈感，聚焦一位在職高上學的18歲女生素熙(金時恩 飾)。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她在畢業前接受了學校的實習派遣，來到一家寬帶公司的客服中心實習。面對高壓的工作節奏、壓榨的績效制度和不合理的薪資克扣，素熙的身心逐漸崩潰，最終選擇跳河自殺。

曾跟素熙在同一個舞蹈室練過舞（當時兩人并不相識）的女刑警吳宥真（裴斗娜 飾）負責此案。經過詳細地走訪調查，她發現素熙的自殺遠不是個例……

“一位職高女生因工作壓力等問題自殺身亡”，放在現實生活中很可能是一條讓眾人既覺得惋惜，又隱隱覺著見怪不怪的新聞報道。留下幾條“現在年輕人心理太脆弱”、“社會壓力太大誰都不容易”的評論后，或許就會迅速淹沒于信息的洪流，再無人關注。

但在這類自殺新聞的普遍性背后，影片主創敏銳地意識到了“培育”出它們的有毒現實土壤。

影片從兩個身份、年齡不同的女性入手，前半段聚焦“當事人”素熙，帶領觀眾切身經受著“要命的”職場初體驗。

后半段視角轉為“調查者”女警，從一個相對旁觀的位置，以一種相對冷靜的心態，觀察剖析著素熙的“個人之死”在社會層面的真相——

利益至上的冷血企業對員工一層一層施壓，沒資歷的年輕職場新人，淪為食物鏈的最底層，承受最苛刻的盤剝、侮辱；

為了達成政府規定的就業率指標，本該保護這群年輕人的學校、教育部和勞動局等公共部門僅顧及自身的“工作指標”，在需要捍衛學生利益、承擔責任時悄然隱身；

PUA文化和狼性競爭等觀念的盛行，則徹底剝奪了這些在世俗意義上“不成器”的底層年輕人的話語權；

他們被廉價地倒賣，粗暴地驅使，干著大多數人“看不見”的工作，最終筋疲力盡、消失不見。

影片前半段緊跟職高女生素熙，細致展示著她生活工作的點點滴滴，讓觀眾看到一位熱愛舞蹈（實際上跳得也不錯）的青春少女，一個可以為了朋友反抗出言不遜的陌生男人的仗義女孩，進入職場后，眼神一點點失去光彩，漸漸丟失與他人交流的欲望，生命力一點點凋落的悲哀過程。

素熙在寬帶客服中心的主要工作是為來電用戶處理寬帶退訂業務。

這份工作在學校就業老師的描述下非常體面，“對著電腦打字”，是職高生很難接觸到的“白領工作”，這讓素熙一開始滿懷期待、干勁滿滿。但在實操中，她卻發現現實并不如此。

首先是工作自身的別扭之處，即不得不服從跟“服務用戶”理念背道而馳的領導要求——

盡可能阻止來電顧客的退訂要求，要想方設法找理由搪塞、用各種條件挽留他們。成功勸說、攔截的人數越多，素熙的績效就越高。

在這個不得不和顧客說車轱轆話，顧左右而言他的過程里，客服一邊要得承受電話那頭的怒火與暴躁，一邊要執行站在跟前、監視她們工作的領導的要求，時常兩頭不討好，自己受一身窩囊氣。

不過，有違職業倫理，從客服變相為銷售的工作要求只是這份工作巨大陷阱里的一角。

實際情況是，公司設定的績效標準高到離譜，并以未完成績效為理由克扣工資。發放工資也延遲兩月，員工想要離職，就得接受白干兩月的代價。素熙和一眾客服實習生，在公司組織性的剝削下，成為另一種”討薪水”的奴隸。

為了拿到本該拿到的工資，“不拖團隊后腿”，素熙經常加班到晚上9、10點，時而累到幻聽、時而情緒崩潰，但當月到手薪水僅有80萬-140萬韓元（約合4000-7000人民幣），折算下來遠低于韓國政府規定的最低時薪標準。

通過影片無不詳盡，又無不枯燥的工作流程展示，觀眾會發現，坐在格子間里像機器人一樣說話的“素熙們”，干起這份工作似乎不需要什么專業上的能力，認字、能說話、懂基本的電腦操作、夠耐心（“抗壓能力強”），似乎就能勝任這份工作。

這也意味著，除了像機器一樣重復做工，像機器人一樣保持忍耐，這份工作不具備更多的價值。“素熙們”只是隨時可替換的螺絲釘，只是讓表格數字上升的一個工具。只不過，她們在踏入辦公室前，并不知道自己會被這樣廉價、無尊嚴地使用、消耗。

借著素熙的眼睛，觀眾也看到了一群和她一樣，不被主流社會關注，也無力在社交媒體上叫苦叫窮叫不公，但數量龐大的非名校生們，一覽他們頗為真實的生活工作處境。

男生在遠郊的物流倉庫搬貨，沉默地出賣年輕時的勞力；女生有的在酒店門口迎賓，有的進廠當流水線工，工作或單調或辛勞，普遍干不了太久。酗酒、暴飲暴食，往往會變成他們在高壓之下自我消解、自我麻木的“惡習”。（這種頹喪、無希望的年輕人生活狀態，在《我要復仇》《燃燒》中都曾出現）

在這個過程里，素熙試圖反抗，她也真的反抗了（用流行語是“年輕人整頓職場”），但隨之而來的是更嚴厲、更系統的打壓。

在她無法繼續忍受工作，情緒爆發跟領導吵架動手后，學校老師非但沒有調查其中原因，反而斥責她為恥辱，“損害了學校形象，破壞了學校和企業的關系，耽誤了學弟學妹未來的前程，是學校的罪人”。而她本該有的工資也被公司一并克扣，成了同事眼中的反面典型。

在職場尋求不到基本的公正，在學校尋求不到保護，在父母那里尋求不到關切（父母盲視到一直不知道素熙喜歡跳舞），朋友之間只有聊勝于無、互相比慘的安慰……性子剛烈的素熙只能從自己身上找結果，于是拖著一雙拖鞋，在一個尋常的冬天早上，走入了冰冷的河水，淹沒了自己。

素熙死后，女警察的調查走訪接續。

這位有知識、有文化、有一定權力，還見過世事險惡的女警察，在走訪中，從企業、學校、友人、親人的口中，拼湊出素熙死前幾個月經歷的種種事件。

“原來有一群年輕人是在過這樣的生活，原來有些人干著很辛苦的工作卻從來得不到尊重……”或許也是很多觀眾的感受。

而她作為一個警察，頂著上司的壓力，查到了企業過度用工、克扣績效的問題，卻被領導一句“是他們工作能力不足才導致加班”、公司反而是“招聘到問題學生的受害者”打回。

查到學校未按要求考察實習企業資質，學校領導只能做無奈狀，搬出教育局下達的硬性就業指標，表明假如達不成學校就沒有撥款資助，告訴女警察，“要追究就去找下指標的教育局吧……”

與企業、學校、政府機構的層層推脫不同，素熙身邊的朋友反而展現出樸素的善良和真摯同情。

他們木訥、笨拙，過著艱辛的日子，卻都為自己沒能拯救素熙而自責。人情冷暖的對比，相當讓人心酸。

盡管不少觀眾詬病女警察主導的后半段，在案情上再未提供新信息，觀感有些重復，但這也是影片從受害者視角（情緒）中跳出，理性檢視素熙之死所牽涉的社會系統性疾病的有效方式。

在女警察的“逼問”下，學校、企業、家屬站在各自立場講出的“真心話”，既讓人震驚，也讓觀眾明白，像素熙一樣的年輕人，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在社會各界在無不“合理”的默契配合下，通過一環又一環輸送出的消耗型罐頭商品。

除了“萬惡的資本”，政府機構也會為了所謂“數據指標”僵化行政、推諉責任，對真正的人間疾苦、社會問題視而不見。

而且，在查案過程里，女警察也遭受到了和素熙類似的職場PUA和破案率考核（警局科長多次質問她為什么要為一個已經定性、如此“常見”的自殺案花費如此多人力物力）。這更加表明此類問題的普遍性和深重程度，絕非只是某個階級或行業的特殊現象。

女警察到最后沒辦法像《熔爐》里的老師一樣問責罪人、改變社會，為觀眾出一口惡氣，影片也停留在“看到了病灶，卻開不出藥方”這一步。無解的結局，深深傳達了社會機械運作下一種“命定”的無力感……

行業、職場的不公，個體的被壓榨，到底有無改變的可能性？每個人或許都有自己角度的理解。盡管這部電影選取的極端個案，可能有“為了輸出議題，控訴感過強”的觀感，但能如此扎實、全面地把這一廣泛性社會問題呈現在觀眾面前，并引發大眾思考，也算是有“先見”地完成一部文藝作品的現實使命了。

（文/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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