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DC宇宙的新作《新蝙蝠俠》頗受人關注。蝙蝠俠是美國最受歡迎的超級英雄之一，圍繞這一形象，誕生了許多經典影視作品，如克里斯托弗·諾蘭的蝙蝠俠三部曲，扎克·施耐德備受爭議的《蝙蝠俠大戰超人：正義黎明》與《正義聯盟》等。這些故事中蝙蝠俠的形象各有特點，但有一些基本的故事主題始終延續，如布魯斯·韋恩早年目睹父母被匪徒槍殺的原始動機以及“Justice, not Vengeance”的“不殺”原則。基本上每一個版本的《蝙蝠俠》故事都會涉及這兩點，前者是蝙蝠俠走上打擊犯罪之路的原因，后者則是他恪守的底線。
在《新蝙蝠俠》中也出現了這些要素，電影不斷以各種各樣的鏡頭語言和故事線索暗示謎語人與蝙蝠俠的“同構”，代表“正義”的蝙蝠俠和那個反社會人格的謎語人之間，不過是“a little push”的距離，這細微的一線差別便是“不殺”原則。即便面對殺死自己父母的兇手，蝙蝠俠也最終選擇了克制，拒絕在生死問題上動用私刑。可以說，他將血海深仇化作了維護正義和守護生命的信念，選擇不去“復仇”。
《新蝙蝠俠》劇照
無獨有偶，“復仇”也是中國古代文人討論經久不衰的話題，從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王安石一直到清代的汪琬，都曾對此進行討論。面對親仇，是否可以“以牙還牙”，道德上該如何評判，法律該如何審定，歷代爭論不休。那么，中國古人們會如何看待蝙蝠俠面對親仇時的選擇呢？
古人怎么看待“復仇”
“復仇”是一個中國文人討論不衰的問題，可以追溯到《春秋公羊傳》、《禮記》等早期經典，在古代語境下，主要探討親人（尤其是父親）被殺能否復仇。由于這個問題同時關系到禮制和法律，因而常常出現情與理的矛盾。古代文人往往需要在二者之間做出權衡或選擇。
唐代詩人陳子昂就面對過這個問題。當時同州一個叫徐元慶的青年，父親徐爽被縣尉趙師韞所殺。他等待時機，多年后終于手刃仇人，并投案自首。陳子昂關注到這件事，專門寫了一篇《復仇議狀》來討論。他認為徐元慶的行為從國家法律的角度而言，應該被判決處死，但如果根據禮經，父仇不共戴天，則報父仇是符合仁義孝道的，不應被懲罰。為了解決禮與法之間的矛盾，陳子昂提出應該按照國法，判處徐元慶死刑，但同時在他墓前立碑旌表他的孝行，這樣于禮于法，都可以交代。
陳子昂
這種解決思路有很強的折中性質，之后柳宗元寫了一篇《駁復仇議》，專門反駁陳子昂的觀點。這篇文章前半段反駁陳子昂，認為陳子昂自相矛盾，旌表和死刑決不可同時使用，“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他認為應該“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一情與理。因此，柳宗元認為應該重新考察案件原委，如果徐元慶父親確實是因冤入獄無處申訴而死，那么徐元慶手刃仇人，是“守禮而行義”，反而當時判決徐元慶父親死罪的官員應該向天下謝罪。而如果徐元慶父親確實罪應當誅，徐元慶以私人好惡壞國家公法，就應按照法律懲處。與柳宗元的決斷相比，韓愈的觀點通融一些，他考察《春秋》、《禮記》、《周官》，認為復仇有不同的情境，應該結合情境奏報尚書省，再討論酌情處理。
古代歷代法律體系有所差別，但對于“復仇”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息，討論的角度也有所不同。宋人王安石曾作《復仇解》，他討論的重點不在于具體的案件應該如何處理，而是“復仇”現象的社會根源何在。他認為復仇“非治世之道也”，理想的社會應該是明君賢臣，一切冤屈不平都可以得到伸張，也就不會有復仇現象。而復仇現象多發，必然與世亂相聯系。清人汪琬亦曾作《復仇論》，他討論的案件是復殺母之仇。明清律法已與唐宋有所不同，按照唐律和宋律，若復仇至人死，則按照常律處置。而到明清時期，對復仇的量刑標準已經大大降低。按照清律，祖父母、父母被殺復仇者，杖六十；同時還注明，如果是即時復仇，則不論。但在具體的量刑中，復仇也可能被視作故意殺害而判死刑。汪琬討論的案件即是這樣的例子，因此汪琬認為應該重新審查案件，再按照律法減輕量刑。此外，他還曾作《復仇或問》，從禮的角度，認為應該復仇。
汪琬
可見，復仇由于關乎情理，在中國古代是一個常被討論的話題，而這些文人的爭論，也有助于律法體系的不斷完善發展。那么，如果由這些古人來討論蝙蝠俠的“復仇”和“不殺”，會是怎樣的情景呢？
古人如何評判蝙蝠俠？
在蝙蝠俠的故事系統中，促使他走向打擊犯罪的“黑暗使者”之路最主要的原因，是童年目睹父母死于匪徒之手的經歷。而也正因這個原始的復仇動機，蝙蝠俠的人物形象往往比其他的超級英雄更加復雜，更具有一絲黑暗氣質。盡管其他超級英雄故事中也多少會涉及私刑與法律之間的張力，但這一矛盾從不像蝙蝠俠故事中這般引人注目。蝙蝠俠以維護正義的名義打擊犯罪，但采用的仍是暴力手段，有時甚至非常野蠻血腥，他帶來恐懼，也就不能像超人那樣甚至有些傻白甜地象征光明。然而他畢竟遵守著“不殺”原則，因而盡管他維護正義的手段因“復仇”的原始心理陰影而或許顯得酷烈，但嚴格意義上他并未“復仇”，甚至放走殺害親人的兇手。
陳子昂也許會與蝙蝠俠有著良好的私交，他或許會從禮義的角度認可蝙蝠俠一些懲惡揚善的行為。但如果蝙蝠俠真的不幸落入法網，并因此要被裁決，陳子昂恐怕會無條件支持法律的審判。他或許會在蝙蝠俠落網后，聲情并茂地寫一篇文章公開贊揚“我的老朋友”蝙蝠俠“無畏的勇氣”、“驚人的正義感”和“令人敬佩的決心”，文章會這樣結尾：“朋友們，讓我們再次回想起那句古老的名言吧！‘韓非的歸韓非，孔子的歸孔子’。”
柳宗元因其獨特的決絕氣質，如果是在哥譚市的社會環境下，也許會同蝙蝠俠一道，成為腐敗系統的顛覆者。因為按照他的理論，要么禮義，要么法律。按照哥譚市的統治水平， 冤假錯案必然層出不窮，那么柳宗元當然不會否認蝙蝠俠打擊犯罪的行為，還會同他一道，揪出這個系統中所有的蠹蟲。這是他重視實質正義多過程序正義的思想傾向的必然。而他的老朋友韓愈，則會積極推動法律體系的完善，補充更多的實際案例和特殊量刑。
柳宗元
王安石作為早期的社會結構論者，會特別關注哥譚市的社會環境與犯罪事件之間的關聯。他會獨具慧眼地指出，反社會的謎語人的出現并非他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系統的問題，而蝙蝠俠的出現，同樣是整個混亂的體制造就的。問題不在于蝙蝠俠正義與否，而是改革體制，讓蝙蝠俠這種人永遠不必出現。但如果問及他有人具體遭受了不公怎么辦？他會說：“這是命，忍著，終身不忘這份恥辱。”（以仇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仇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仇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出自《復仇解》）
汪琬是堅定的法律維護者，同時也是堅定的道學家。蝙蝠俠在他這里的處境最困難。由于蝙蝠俠放走了他的殺父仇人，汪琬會依據禮義觀念，認為他不孝，對汪琬來說，一個人不報父母的仇，和親手殺了父母也差別不大。（“不討弒君之賊，謂之弒；不討殺父之賊，獨不得謂之弒乎？”出自《復仇或問》）而如果蝙蝠俠“不殺”原則動搖了，真的去殺了他的仇人，汪琬同樣會依據法律，仔細地審查他的種種罪行，不會有任何留情。反正無論蝙蝠俠作何選擇，從多年前那個漆黑的雨夜小巷，韋恩夫婦為人所殺的那一刻起，在汪琬這里蝙蝠俠不仁不義的悲劇命運就已經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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