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春節檔，電影《奇跡·笨小孩》在同檔期眾多競爭對手中獲得了口碑和票房的不錯成績。自《我不是藥神》以后，文牧野似乎掌握了一套講述現實題材小人物故事的創作方法：故事工整、節奏準確，著力于刻畫小人物群像，突出人物之間的情感聯結。《奇跡·笨小孩》也延續了《我不是藥神》的劇作模式，講述了以景浩為代表的“小人物”們在生活的重壓下歷盡艱辛、最終成功的勵志奮斗故事。同時，影片又明顯受到《當幸福來敲門》這類好萊塢劇情片的影響，對于敘事節奏、人物關系的把握和處理顯得十分嫻熟。
從這個角度而言，《奇跡·笨小孩》是很適合春節檔的成熟劇情片，甚至可能是這個春節檔內除了動畫電影之外最“合家歡”的劇情片。一方面，借由深圳這一極具象征意味的故事空間，影片恰到好處地觸碰到了一部分社會現實議題，通過對小人物群像的刻畫傳達了現實關注。另一方面，這些現實關注幾乎從未脫離中產觀影人群的“小人物想象”，而“奇跡”故事不可避免地將其進一步消解，最終搭建起一個勵志、溫暖的核心框架。
以情為驅：
創業故事的情感表達
《奇跡·笨小孩》在劇作上可稱是小人物勵志劇情片的范本，工整得可以在編劇課堂上進行“節拍拆解”。
主人公景浩在母親去世后與妹妹在深圳相依為命，從大學輟學成為了一位手機修理師傅。為替妹妹籌齊手術費，景浩嘗試翻新機、零件拆卸零售等賺錢方式卻屢遭重創，走投無路之際，景浩孤注一擲賭上所有積蓄，最終在伙伴的支持和幫助下歷盡艱辛、獲得成功。故事背景被設置在深圳，這一城市空間帶有太過強烈的象征意義，幾乎不可能與“改變命運”“創業”“奮斗”等關鍵詞切割開來。外來務工人口正是深圳的標簽之一。在深圳的地鐵上，能夠輕松聽到來自全國各地的方言，而影片中屢次出現的幾組城市鳥瞰鏡頭，則有意將深圳刻畫為一座鏡像之城。“上層”的CBD里，高聳威嚴、窗明幾凈的高層辦公樓林立，而“下層”的城中村等地區，則密布廉租房、小商鋪。可以說，深圳的地方性為影片的真實性提供了最重要的現實基礎，也借由鏡像般的城市影像樹立起一組劇情內未必著重強調的對立關系，為講述大城市中的“小故事”奠定了現實基調。影片中，網吧大神等具有現實關注度的場景和類型人物也帶有明顯的“深圳特色”，而片中屢次出現的螻蟻符號則不斷昭示小人物的命運——卑微、弱小，但堅忍不拔。
盡管影片本質上是在創業之城講述創業故事，但不同于同類題材影片慣常以“追夢”“奮斗”為宏大主題，《奇跡·笨小孩》嘗試把景浩的人物動機落在親情上，有意地弱化了景浩希望改變命運、出人頭地的野心，使得影片看起來不至于太過“成功學”，轉而以兄妹之間的羈絆打動人心。“情感”也由此成為影片最重要的敘事線索，也是影片中的小人物得以在大城市中生存甚至完成“奇跡”的唯一仰仗。在影片中，兄妹情、忘年交、伙伴情誼等一系列情感維系，不僅基本連接起所有人物的動機，也構成了情節上最主要的幾處轉折的合理性：一是梁叔幾無條件地幫助景浩開始“創業”，包括后續鐘老的“入伙”，是具有本土特色的“熟人社會”式的鄰里情;二是景浩等人替汪春梅出頭，一場“群架”在敘事上完成了團隊建制，是俠義式的拔刀相助，在此段落后的婚禮情節，更是對團隊成員之間類家庭情感的一種渲染;三是景浩對賭任務瀕臨失敗時團隊好友的鼎力支持，則是典型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集體主義情感敘事。除主要人物外，章宇飾演的高空作業隊隊長和田壯壯飾演的門衛爺爺，也被賦予了天然的善意。這幾種本土化的、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情感類型，貫穿了《奇跡·笨小孩》故事的始終，成功地引起了觀眾的共鳴與共情。
剝離現實：
“笨小孩”的“奇跡”何以可能?
不過，《奇跡·笨小孩》中的情感敘事固然動人，但同時也是高度假定的，仍然服務于個人奮斗的內核框架。對比人物背景類似的影片《我的姐姐》，《奇跡·笨小孩》以一種近乎虛構的方式切斷了失去父母的少年兄妹/姐弟可能面臨的真正的現實問題，直接將兄妹兩人從繁瑣的社會關系、家庭關系、土地關系中剝離出來，以保證奮斗故事的完整性。盡管易烊千璽貢獻了相當精彩的表演，景浩這一角色仍然帶有一種懸浮感——他所對抗的基本上不是非法組織就是極端天氣，從開頭的翻新機政策到臺風、再到被違法煉金組織偷走零件，景浩要面對的大都是偶然性很高的外部干擾。而他自身的境遇，以及真正有力度的難題則被大幅忽略了，最終留下的只有房租這一浮于表面的困境表達。妹妹景彤則基本成為只負責提供情感輸出的工具角色，幾乎完全缺席主要敘事。
同樣，影片中其他人物的設計盡管涉及包括三和大神、務工人員、工廠維權女工等現實形象和社會議題，但也都因服務于奮斗故事的內核而流于表面，成為了一個個標簽。與景浩景彤兄妹類似，其他人物也在團隊建立之初就迅速地從生活場景中被拔了出來，進入了好景工廠這一多少帶點假定性的工作空間。此后，大部分人物關系的建立和變化也在這一場景中發生，觀眾基本無從得知角色們的生存現實，人物群像的現實底色也都被景浩一手建立的工廠所替代。失去生存現實的角色們也失去了生活質感，只能靠被“困”在工廠內的人物關系和情感連接來塑造人物。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人物給予景浩的善意也幾乎是無私而無后果的：梁叔可以輕松拋下福利院的白班工作，隊長可以給景浩多開工錢，劉恒志的妻子也可以開著工作吊車來援助……正因為角色的生存現實被隱藏了，這些善意本該因為現實的高昂代價而顯得珍貴，在影片中的給予卻過于輕松。
從創作角度，完全能夠理解這些情節的技術合理性。在《我不是藥神》中其實也出現過相似的問題，只是被影片題材本身的特殊性所中和了。但是，如果《奇跡·笨小孩》對草根生活的可貴傳達正是立足于表現不完善的福利保障下個體生存的不易，那么這些輕易賦予的善意削弱了影片的真實性，使得景浩作為小人物的境遇變得個人化、特殊化，可謂遺憾。尤其當影片結尾，景浩以成功企業家的形象再次出現在臺上而眾人都以公司職員的形象坐在臺下時，我們很難不產生“情感被剝削”的違和感。
誠然，《奇跡·笨小孩》是合格的春節檔勵志劇情片，而觀眾永遠需要溫暖、希望和感動。但是，如果“奇跡”只能依靠純粹卻失真的情感關系來實現，“笨小孩”的講述是否會止步于滿足城市中產觀眾的對小人物“咸魚翻身”的想象，而從未碰觸真實?
(尹一伊 作者為傳播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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